问题——退役电池规模快速攀升，资源与安全双重压力凸显 全国两会“代表通道”上，来自电池回收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长东提到——一块“小电池”背后——牵涉资源循环、环境治理和产业安全等一整套系统问题。随着新能源汽车、储能等产业加速扩张，动力电池正进入集中退役周期。有关部门预测，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达82万吨；自2028年起，退役量预计将超过400万吨。若回收处置体系、技术能力和监管标准不能同步升级，退役电池可能带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并在运输、仓储、拆解等环节引发安全风险。 原因——早期处置粗放与关键技术受制约，倒逼行业走向自主创新 回溯行业发展，废旧电池曾长期处于“小散乱”状态：回收渠道分散、工艺水平参差、规范管理不足，甚至存在不当拆解和简单处置。李长东回忆，早年不少废电池只能用较为简陋的方式处理，既难实现高值化利用，也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同时，关键技术一度依赖外部引进，但“买来的”往往是相对落后的工艺，难以满足规模化、绿色化和高回收率的要求。产业要从“末端处理”走向“高效循环”，关键在于自主创新与系统治理。 影响——电池回收成为“城市矿山”，关系绿色转型与战略资源保障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正成为循环经济的重要一环，也是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应用场景。一上，电池回收有助于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推动绿色转型；另一方面，锂、镍、钴等关键矿产具有战略属性，回收体系是否完善，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业内数据显示，每回收100克三元动力电池，可回收约12克镍、5克钴、1.2克锂和7克锰。以“城市矿山”补充资源供给，有助于降低对外部资源波动的敏感度，提升新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策——以定向循环和标准引领为抓手，完善“回收—利用—监管”闭环 面向退役高峰，受访代表认为，应以科技创新带动回收利用从“能处理”向“高效率、高纯度、高安全”升级。李长东介绍，其团队长期攻关定向循环有关工艺，将关键材料回收率提升至行业领先水平，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建设创新平台、完善专利布局。业内人士指出，技术突破之外，更重要的是用标准和制度让产业运行更规范：一是推动回收网络规范化，打通从生产、销售到回收的逆向物流；二是提升梯次利用与再生利用的协同能力，明确电池检测评估、安全分级、流向管理等要求；三是强化全过程监管，严控非法拆解、无资质处置等风险，形成“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闭环管理；四是引导龙头企业与上下游协作，以规模化、集约化方式降低综合成本，提升行业整体安全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 前景——广东等产业高地有望率先形成示范，带动中国标准走向全球 广东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集聚区，电池生产、应用场景和回收需求密度高，具备率先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条件。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推动下，电池循环利用正从单一环保议题，拓展为涵盖技术、标准、产业组织与国际竞争的新赛道。随着绿色转型持续推进，未来电池回收利用将更强调“高值化”和“低碳化”，以更严格的环保约束、更可量化的碳效指标和更成熟的标准体系，推动行业走向规范、透明与可持续。业内预计，谁能在定向循环、标准体系、规模化安全处置各上率先形成可复制经验，谁就更有可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赢得主动。
从佛山300平方米的小厂房到全球行业标杆，李长东团队的创业经历是中国绿色转型的一幅微观缩影；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到产业实践，那些曾被当作“破烂”的废弃物，在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的推动下，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循环路径，不仅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也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增长可以相互促进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