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年来，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呈现链条化、跨区域、隐蔽化特征。
一些境内外“蛇头”相互勾连，利用陆地边境、沿海通道及口岸出入境环节，组织运送人员偷渡出入境，或通过伪造证明材料骗办签证签注，甚至将人员输送至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个别团伙打着“务工”“婚介”等幌子，组织运送外籍人员偷渡入境并在内地多地非法活动，扰乱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和劳务市场秩序，带来现实治安风险。
原因：一是非法利益驱动明显。
组织运送偷渡、骗办证件等犯罪利润高、链条长，诱发“招募—组织—运输—安置—洗钱”等分工协作。
二是跨境信息不对称与“熟人介绍”模式叠加，犯罪团伙以同乡、同业、同圈层渗透招揽，增强隐蔽性与迷惑性。
三是部分人员法治意识淡薄，对“高薪务工”“快速通关”“包办材料”等话术缺乏辨识，易被裹挟利用。
四是少数环节存在漏洞风险，例如伪造证明材料、虚构事由骗取核准等手段，倒逼证件办理审核与口岸查验持续升级。
影响：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不仅直接冲击口岸边境稳定、扰乱出入境管理秩序，还可能衍生多重风险：其一，人员被非法输送至境外后易卷入网赌、电诈等犯罪，形成对国内群众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外溢危害；其二，偷渡入境与非法务工等行为影响正常就业秩序与社会治理；其三，犯罪链条跨省跨境流动，增加侦查取证、追赃挽损难度；其四，若与伪造证件、洗钱等犯罪交织，将进一步放大系统性风险。
对策：围绕上述问题，“獴猎-2025”专项工作坚持体系化打击、全链条治理和跨部门协同，形成“打团伙、断通道、摧网络、清窝点”的合力。
以重大案件为牵引，多地联动、异地协同成为常态。
通报的典型案件显示，执法部门紧盯组织者、运送者、接应者、制假者等关键角色，对中转窝点、运输工具、资金链条同步深挖、同步打击，既重拳打“蛇头”，也严查伪造材料、非法用工、违法婚介等关联环节，推动治理从“末端查处”向“源头遏制”延伸。
在广西“12·26”案中，办案单位从一起偷越国（边）境案件线索深挖扩线，查明境内外团伙勾连组织中国公民经陆路、海上偷渡出境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累计立侦刑事案件88起，刑事打击处理200人、行政查处246人，打掉团伙12个、捣毁中转窝点23处，斩断通道5条，扣押涉案车辆87辆，体现出对通道型犯罪的集中清剿和对运输支撑体系的精准打击。
在云南与广东联合侦办的“3·11”案中，犯罪团伙为牟利组织运送毗邻国家人员经云南边境偷渡入境，并向内地多省转运非法务工，还兼营非法婚介撮合相亲通婚，执法部门刑事打击处理177人、行政查处188人，捣毁中转窝点23处，查处非法用工企业3家，释放出对“偷渡入境—非法务工—灰产牟利”链条综合整治的明确信号。
在吉林与上海等地联合侦办的“2·19”案中，境内外“蛇头”通过提供伪假材料骗办外国签证、虚构事由骗取核准，组织人员经口岸出境后在境外非法务工。
该案刑事打击处理25人，查获相关人员584人，捣毁骗签制假窝点3处，扣押伪假骗签材料1000余份，反映出“骗签—出境—非法务工”的新型链条对证件材料审核、口岸查验提出更高要求，也凸显持续打击制假源头的必要性。
在江苏“5·03”案中，团伙利用伪造证明材料协助他人骗办往来港澳签注，并向内地居民出售出入境证件，涉案人员持用骗办签注频繁前往港澳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该案刑事打击处理54人，冻结、扣押涉案资金500余万元，体现出对“证件造假—跨境流动—衍生犯罪”的资金链治理力度。
前景：随着对跨境违法犯罪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相关犯罪将进一步向更隐蔽、更分散方式演变，但“以专项带动常态、以协同提升质效”的治理方向不会改变。
下一步，提升口岸边境智能化查验与风险预警能力、完善证件办理审核与信息核验机制、强化对涉案资金流向的追踪打击、压实企业用工与中介机构合规责任，将成为巩固成效的重要抓手。
同时，持续开展普法宣传和风险提示，引导公众警惕“高薪出境务工”“包过签证签注”“快速通关”等陷阱，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治格局。
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工作。
国家移民管理部门2025年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出入境管理领域的执法能力和决心。
但应看到，这类犯罪活动仍然存在，且呈现出跨境化、组织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因此，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创新工作方式，建立更加完善的防控体系，不断提升打击效能。
同时，全社会也应形成共识，自觉抵制各类妨害出入境管理的违法犯罪行为，共同维护国家边境安全和出入境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