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需修复进程缓慢，结构性分化特征显现 202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居民消费动能温和回升——服务类消费韧性较强——最终消费支出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但生产性需求依旧偏弱，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工业领域价格压力较大，内需修复整体仍偏慢。 另外，融资环境虽有所改善，但通胀持续偏低使实际融资成本下降有限，企业投资与居民信贷需求仍受抑制。因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最新观察报告，系统梳理总需求变化的特征及深层约束，并提出推动经济平稳转型的宏观政策框架。 二、利润传导渠道受阻，居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 报告认为，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核心结构性矛盾之一，是企业利润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传导不畅。按理论逻辑，投资回报率下降时，企业利润应更多通过分红等方式转化为居民收入，从而支撑消费。但现实中，非上市民营企业因对经营前景不确定，倾向于利润留存；部分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约束不强，企业盈余难以有效转化为居民财富。 传导受阻直接压缩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空间，使消费能力的普遍提升缺乏稳固的收入基础。 三、不确定性推高储蓄意愿，消费结构呈现收缩态势 转型期不确定性也是影响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增长放缓不仅影响当期收入，也会降低家庭对未来持久收入的预期。在金融市场与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难以有效分散风险，往往通过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不确定性。 当前养老、医疗保障覆盖面虽广，但保障水平偏低、制度较为碎片化，削弱了风险托底能力。住房、教育、医疗等服务性支出刚性上升，深入强化储蓄动机。微观数据显示，居民高储蓄倾向长期处于高位，消费意愿，尤其是对房地产等大额消费的计划，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 收入与财富波动也在重塑消费结构。高收入家庭受资产价格调整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影响，减少高端商品与服务消费；中低收入城市家庭面临收入走弱与债务负担叠加，必需品支出占比被动上升；农村家庭虽受财富效应冲击相对较小，但耐用品与改善型服务消费增速同样放缓。，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自2019年起出现反弹，反映出在收入与信心承压下，消费层级正呈现收缩特征。 四、双轮驱动政策框架，需求供给两端协同发力 面对上述挑战，报告提出需求端与供给端协同发力的宏观政策框架，以突破结构性瓶颈，夯实内需基础。 在需求端，政策重点是提升家庭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首要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打破“低收入—高储蓄—弱消费”的循环：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占比，推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尤其在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纠正“劳动折价”现象。同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特别是农村居民，可通过探索宅基地有偿退出等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更合理的财产性补偿。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降低不确定性、释放消费潜力的关键。报告提出，应推动社会保险向实质性全国统筹迈进，提升城乡居民养老、医保待遇水平，并降低低收入群体社保缴费门槛，减轻其制度性负担，使社保更有效稳定消费预期。 在供给端，政策着力降低服务消费成本，推动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优化服务业市场准入、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实际负担，将被动储蓄更多转化为主动消费。
促消费的关键不在于“把钱花出去”，而在于让居民形成更稳定的收入预期——获得可负担的公共服务——并拥有更高质量的市场供给；当增收、保障与供给升级形成合力，内需不仅能支撑当前增长，也将为经济结构优化与长期竞争力积累更可持续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