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背景下，城市竞争进入以科技创新、生态构建和战略主动为核心的新阶段。
会上发言指出，广州曾凭借改革开放初期“敢闯敢试”的制度创新与市场开拓，形成“全国第一”频出的发展态势，推动城市能级跃升并跻身中国经济版图的标志性城市序列。
但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后，广州在总部集聚、平台生态和新兴产业引领方面一度显得不够突出，“北上广”这一城市符号也受到外界重新审视。
与此同时，作为广州重要支柱的汽车产业在智能化、网联化转型浪潮中面临更激烈的赛道竞争，转型窗口期尤显关键。
原因——从发展规律看，阶段性的相对滞后既有产业结构转换周期、技术范式迁移等客观因素，也与长期形成的资源配置惯性相关。
发言以经济学视角分析，“路径依赖”可能使既有成功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固化为思维定式，导致对新技术、新业态的响应速度不足、创新资源向传统赛道集聚，进而影响新兴生态的孕育。
在技术迭代更快、商业模式更新更频繁的环境中，单纯依靠存量优势难以持续形成增量突破，旧的增长逻辑也难以支撑新的竞争格局。
影响——人工智能正加速成为牵引产业升级和城市竞争力重塑的关键变量。
发言认为，新赛道的竞争将更明显呈现“强者愈强”的集聚效应：谁能率先形成适配新技术的政策体系、产业生态与人才高地，谁就更可能吸引资本、企业与高端要素持续汇聚，形成正向循环；反之，犹豫观望可能错失窗口期，陷入被动跟随。
对广州而言，能否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智能网联汽车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不仅关系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也关系城市在全国创新版图中的位势与辐射力。
对策——发言提出，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必须以更强的改革决心推动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两端协同发力，形成“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互赋能的机制安排。
一方面，要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打造让各类人才安心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和城市生态；同时强化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的高效配置，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畅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通道，使科研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另一方面，要在营商环境、应用场景开放、产业协同组织、公共平台建设等方面持续完善治理能力，形成适应新技术扩散与新产业成长的制度供给，通过“场景牵引+政策协同+资本耐心”促进企业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成形。
围绕支柱产业转型升级，可加强智能化、网联化关键环节布局，推动传统优势产业与新技术深度耦合，提升在新赛道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前景——从全国趋势看，未来二十年城市竞争将更加取决于创新能力、要素吸引力和制度供给效率。
广州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规模大、开放程度高、科教资源丰富，具备在新阶段实现再出发的条件。
关键在于能否以更清晰的战略目标、更果断的改革举措，打破惯性、抢占先机，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浪潮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生态与产业范式。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广州有望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重塑“敢为人先”的城市气质，增强对高端资源的吸附力和对周边区域的带动力。
从"广货北伐"到"数字湾区"，广州始终是中国改革进程的缩影。
这场聚焦"破与立"的政协发言，既是对城市转型阵痛的清醒认知，更是对重铸竞争力的庄严宣示。
当制度创新的基因被重新激活，"北上广"的故事必将续写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