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上了部电影叫《我最特别的朋友》,讲的是一个不顺利的中年大叔跟流浪的孩子在街头偶遇,互相帮衬的故事。电影想把那种生活的困境给拍出来,顺便聊聊人活着到底为啥。导演用了很多“街道侠”这种夸张的情节,想让大家看看现在大家有多焦虑,到底在追求啥尊严。整体看着挺关注社会现实的。 可一细看,电影的叙事逻辑好像断了。为了显得真实,剧组用了很多那种手持镜头、一直跟着人的拍摄方式,想给人一种纪录片的感觉。但是这么拍出来的东西太散了,“街道侠”老郑做的那些夸张事,放在平时大街上一对比,根本没啥荒诞感,节奏一下子就乱了。这种手法上的纠结,让人感觉他们在纪实和戏剧之间摇摆不定。 张颂文以前演的角色多是那种很沉很重的人,这次的表演还是那种悲情的劲儿。可这次的戏又想加点自嘲式的幽默,结果这两种气质混在一块儿很怪。观众看着他受苦很揪心,但又觉得没啥搞笑的地方。 旁边的配角也都像符号一样立不住脚,没法给主角撑场面。这么一来,故事的立体感就差了。 从美学角度看,“荒诞”和“现实”这两边都没把握住。荒诞的地方只是表面热闹一下,没把那种深刻的哲学道理讲出来;拍底层生活时又太依赖老套路和煽情的桥段,看不到社会有多复杂。 这就像是一道半生不熟的菜,既没让人反思荒诞的人生,也没让人感受到实打实的现实力量。 虽然《我最特别的朋友》算是个挺有诚意的尝试,关心了那些边缘群体。但它在讲故事、写人和风格上的毛病也不少。这也反映出现在很多拍现实题材电影的人都在琢磨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在搞形式创新和讲内容深度之间找到平衡点?怎么才能让艺术表达和社会关怀接上茬?这不仅仅是这部片子留下的思考题,也是所有搞电影的人以后都得去琢磨的大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