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聊起《红与黑》在中国的事儿，离不开赵瑞蕻这个首译者。1941年冬天，他跑到重庆嘉陵江边的偏僻山村，在油灯下开始翻这本书。当时正值抗战艰难时期，他硬是抱着传递文化火种的信念，把法国里昂的法文本拿来当底本，再参照英译本对校，硬是靠散文化的文笔，一点点抠细节。到了1944年，《红与黑》的上部终于出了作家书屋的版子，扉页上题着“献给幸福的少数人”，这也算是这部名著中文传播的起点。 赵瑞蕻是浙江温州人，后来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的时候，碰上了吴达元这样的名师。那时他打下了坚实的法文底子，这才为日后译这本巨著做了准备。后来他成了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个挺有名的诗人和学者。他的一生不仅译了《红与黑》，还翻译过梅里美短篇小说选。赵瑞蕻的这些工作，其实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坚守文化使命的缩影。 他的翻译故事也挺有意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各种译本开始多起来，大家都爱读。特别是1995年前后，学术界还专门就《红与黑》的几个译本开了个大讨论，这讨论不仅仅是比哪个译本好，还实实在在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建设。到了现在，这本书还在通过影视改编保持热度呢。 赵瑞蕻在南京大学教了几十年书，带出了好多外语和文学人才。他还给《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等著作做过注释。不过大家最忘不了的还是他和《红与黑》的缘分。 回想起来，1941年他在嘉陵江边油灯下的那第一行译文，充满了信念。文化的交流就是靠这些具体的人一点一点推动的。《红与黑》在中国走过了八十年的路，从这部书开始的传播史里，能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引进外来文化时的严谨态度和美学追求。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真的是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