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鸟鸣扰学”折射城市共生新矛盾 入春以来，草木繁茂、鸟类繁殖活动频繁。深圳，有高三学生因校园噪鹃啼鸣影响复习，写信请求拆除鸟巢；校长在公开回信中提出，鸟鸣既可能带来干扰，也是一所学校、一个城市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建议以更包容的方式接纳自然声景。该事件在网络平台引起共鸣：一方认为备考压力客观存在，诉求应被理解并得到解决；另一方认为回信以柔性方式进行生命教育，有助于建立尊重自然的价值观。 这场争论的背后，是城市生态持续改善后“动物进城”愈加常见的现实：鸟类、松鼠、刺猬等野生动物与居民空间更为接近，“新邻居”带来的不是单一的风景线，也伴随噪声、卫生、安全等管理难题。如何在不伤害野生动物的前提下，降低对市民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影响，成为城市治理需要正面回应的新议题。 原因——生态向好与栖息地挤压叠加，推动“近距离相遇” 业内人士指出，“动物进城”主要由两类因素叠加形成：一是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绿化水系修复、食物资源增多，使得部分物种的活动范围扩展或种群数量回升；二是城市扩张与建设扰动使传统栖息地碎片化，一些动物被迫改变迁徙通道或在城市边缘、城市内部寻找替代栖息地。 以厦门为例，五缘湾片区高楼林立、交通繁忙，却保留着一片约40公顷的自然保护空间——厦门五缘湾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部分区域位于湖里高新技术园“留白”处，当地称为骑马山。这里通过种植花草引来蜂蝶、为池塘补水促蜻蜓繁殖，形成稳定的食物链，为迁徙而来的栗喉蜂虎提供补给与繁殖条件。每年4月中旬左右，栗喉蜂虎北迁抵达，在此筑巢、求偶、繁殖育雏，逐渐形成稳定的季节性“约定”。 栗喉蜂虎的城市“安家”还与特定地貌条件有关。观鸟人士长期记录显示，早年厦门虎头山一度是其稳定繁殖地，但随着商业项目建设推进，部分鸟类数量下降。骑马山因市政取土形成近90度裸露土崖，花岗岩风化形成的沙质原生土松紧适中，意外满足栗喉蜂虎掘洞筑巢的需求：其以鸟喙在土崖上凿出洞穴，既保温防潮，又能借助陡坡降低蛇类等天敌侵扰，体现野生动物对微环境的高度适应。 影响——“新邻居”映照城市品质，也考验治理精度 “动物进城”一上体现生物多样性恢复与城市生态品质提升。对公众而言，近距离观察鸟类迁徙繁殖、昆虫授粉等自然过程，有助于增强生态意识，形成珍爱自然的社会氛围。尤其“爱鸟周”等主题活动带动下，观鸟与自然教育逐步走入社区、校园与公共空间，生态保护正从专业领域走向公众参与。 另一上，人与野生动物距离拉近，也可能带来矛盾：噪声影响学习与休息，繁殖季聚集可能增加局部卫生压力，部分区域还需防范误伤、投喂不当、干扰繁殖等行为。若处理方式简单粗暴，如随意拆巢、驱赶、捕捉，不仅可能触及法律红线，也会破坏种群繁殖，造成生态链波动，最终反噬城市环境。 对策——以科学保护为底线，以精细治理化解冲突 多地实践表明，解决此类问题关键在于把握“保护优先、依法依规、风险可控、以人为本”的平衡。 一是明确底线规则。对受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繁殖行为应依法保护，避免以“扰民”为由进行破坏性处置。对确需采取干预措施的，应由林业、城管、园林等主管部门组织专业评估，选择不伤害种群的方式进行疏导和隔离。 二是加强城市生态空间“留白”。在城市更新、园区建设和公共设施改造中预留生态廊道、水面湿地、林地灌丛等关键生境，减少栖息地破碎化。厦门五缘湾在高密度城区中保留自然保护区的做法表明，“留白”并非浪费资源，而是为城市长期韧性与宜居品质投入的“生态基础设施”。 三是推进校园与社区精细管理。对校园鸟类噪声等问题，可通过优化宿舍与教学楼的隔音、调整晚自习空间、合理布置绿化带与照明、在不干扰繁殖的前提下设置提示牌与观测距离等方式降低影响。同时加强对学生、家长和居民的科普沟通，将“不可控的自然因素”纳入心理调适和生态教育内容，减少对立情绪。 四是鼓励社会参与与数据支撑。观鸟组织与志愿者长期监测可为保护决策提供依据；在繁殖季实行分级管控、限流观赏、文明观鸟等措施，有助于兼顾公众体验与繁殖安全。以持续监测形成物种名录与迁徙档案，也能为城市规划提供更精准的生态“底图”。 前景——城市共生将成为治理新课题，制度与共识需同步升级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城市中的野生动物活动将更频繁、更常态化。未来城市治理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道路与楼宇的高度，也体现在对自然系统的容纳度与调节能力。通过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提升公共空间生态设计水平、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形成社会共识，城市有望从“人与自然的偶遇”走向“人与自然的共生”。
当栗喉蜂虎的羽翼掠过城市天际线，当校园里的鸟鸣与读书声交织，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物种回归的信号，也是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的现实考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每个城市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生态平衡点——既要守住保护底线，也要回应具体生活。正如那封校长回信所提示的——学会与万物共处——或许也是一堂每个人都绕不开的成长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