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族舞蹈创作面临同质化、符号化等问题，一些作品脱离生活经验，陷入技术堆叠、形式先行的误区。其背后，折射出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理解不够深入，也与市场导向下的功利选择有关。回望历史，戴爱莲在抗战时期开展的边疆采风具有开创意义。20世纪40年代，她与团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较为系统地记录苗族《苗家月》、藏族《巴安弦子》等原生态舞蹈。这种从生活出发的创作路径，突破了当时舞蹈艺术偏重城市视角的局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巴安弦子》不仅完成了舞台化呈现，还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原生地发展，推动甘孜形成“非遗+旅游”的可持续模式探索。
纪念戴爱莲，不只是回望一位舞蹈家的足迹，更是重申一种创作伦理与方法——民族民间舞的根在人民、在生活，也应在更广阔的时代舞台上生长与呈现；把“行走的采集”做深，把“舞台的转译”做准，把“回到民间的传承”做实，民族民间舞才能在守正中求新，在交流中互鉴，在共创中凝聚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