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治理中，问责机制本应促使责任落到实处；但某县近期领导班子关系的变化，暴露出问责在执行中被“走样”带来的新问题。该县常务副县长周正国在被动承担开发区违规征地责任后，与县委书记李为民的工作配合明显减少，此变化已影响到防汛预案审批、用地指标调整等重点工作的推进。问题溯源显示，矛盾集中爆发于上月省检查组督查期间的责任认定环节。作为开发区项目的实际决策推动者，县委书记通过行政层级压力将分管领导推到问责前台。这种“责任外推”做法短期内缓解了压力，却削弱了班子内部的信任基础。值得关注的是，周正国在后续工作中表现出消极配合倾向，尤其在常委会人事调整议题上的反常态度，折射出基层政治生态中更隐蔽的对抗方式。 这一现象的形成有多上原因。从机制层面看，现行问责“决策权与责任相匹配”上落实不足，给推诿留出空间；从干部心理看，“老黄牛”式干部长期处在“担责多、授权少”的状态，积极性容易被消耗；从组织文化看，少数地方仍带有“人治”惯性，使问责被当作权力工具使用。 事件已经带来实质治理成本：开发区二期用地审批停滞，西滩乡基本农田调整方案增加了群众工作风险，班子协同效率明显下降。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信任裂痕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消极行政，导致决策环节陷入“先避责、后作为”的恶性循环。 专家建议从三上破局：一是建立重大决策全程留痕制度，让权责追溯有据可查；二是完善干部履职容错清单，明确改革探索失误与违纪违法的边界；三是推行“阳光问责”，避免责任认定成为封闭操作。据悉，该省组织部已着手修订基层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办法，拟将“担当作为指数”纳入晋升考评体系。
问责的目的在于促改促治，而不是简单“找人背责”。基层治理既要用制度守住耕地红线和纪律底线，也要用规范决策和制度保障让干部敢担当、能担当。把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把权力关进制度框架——把风险控制在程序闭环中，县域高质量发展才能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