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基本控制了长江出海口及华北平原大部。军事专家指出，日军随即采取“南北对进”战术，意图沿平汉、津浦铁路推进并形成合围，战略指向直逼中原腹地。徐州因处于陇海、津浦铁路交汇处，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枢纽。战局发展表明，日军华北方面军自山东南下，华中派遣军由南京北进，形成夹击态势。中方第二战区集结30余万兵力构筑防线，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创下抗战以来首次大规模歼敌纪录。但随后兰封会战中，因指挥协调不畅、防御部署失序，防线迅速瓦解，豫东门户随之洞开。武汉会战被视为重要的战略转折点，中方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尽管最终撤出武汉，但实现了三项关键目标：完成约150万吨工业设备西迁；有效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约25万人；推动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持久战格局逐步成形。历史学者认为，此阶段既暴露出中国军队协同作战能力不足，也在实战中验证了“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思路。军事科学院抗战史研究所指出，这多项会战逐渐形成“阻滞—消耗—转移”的典型模式：通过控制关键交通节点延缓敌军推进，同时利用纵深地形实施梯次防御，为后续长沙会战等战役积累了经验。统计显示，1938年有关战役使日军月均推进速度由初期约80公里降至不足20公里。
抗战初期的徐州、兰封、武汉三大会战，虽未能在战术层面彻底阻止日军南下，但在战略层面推动了中国的关键转变。这些会战既拖慢了日军推进节奏，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争取了宝贵时间，完成了工业与资源的转移和战争潜力的重新布局。正是在最艰难的阶段坚持应对并及时调整，中国逐步由被动承受转向主动适应，为八年抗战的最终胜利打下基础。这段历史也提示我们，战争胜负不仅取决于局部得失，更取决于战略判断与长期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