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造林绿化和草原生态修复进入由“扩面增量”向“提质增效”转型的关键阶段。
长期以来，部分地区在造林树种和草种选择上存在同质化、适应性不足等问题，一些关键环节还面临资源底数不清、良种供给不均衡、质量监管链条不够严密等挑战。
随着“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持续推进，以及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下经济等新需求增长，生态建设对“良种+良法”的依赖度明显上升，种源质量直接影响成活率、生产力、抗逆性与长期稳定性。
推动良种使用率提升，首先取决于种质资源这一基础。
林草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了品种改良的上限与广度。
“十四五”期间，我国收集保存林草种质资源14.74万份，较“十三五”末增长180%，重要乡土树种草种以及珍稀濒危资源的保护得到强化，为抗逆性、稳产性等关键性状的挖掘利用奠定了更扎实的资源基础。
与此同时，首次开展全国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并布局建设“1主6分”7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209处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原地异地保存库和20处国家草种质资源圃，初步形成国家与省两级协同、原地与异地并重、设施保存与圃地保存互补的多元保存体系，有助于降低极端气候与生境变化带来的资源流失风险。
其次，良种使用率提高离不开育种能力与成果转化的双向拉动。
近年来，通过审(认)定的林木良种达到2152个、草品种324个，标志着育种创新产出不断增加，也为“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适草”提供了更充足的品种库。
部分新选育品种在生产实践中表现出明显增效特征，例如油茶良种亩均产油量达80公斤以上，耐干旱、耐瘠薄的草品种在“三北”地区得到推广应用。
这类面向生产端痛点的品种突破，既提高了生态工程的稳定性，也拓展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体现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导向。
再次，良种供给能力的提升为规模化应用提供了保障。
五年来，全国建成各级各类林木种子生产基地1500多个，草种繁育基地60万亩，苗木生产基地18.8万个，年均生产林木种子1.3万吨、草种2.5万吨、苗木200多亿株，基本形成覆盖种子、草种与苗木的生产供应体系。
供给端能力增强，使良种壮苗能够更稳定地服务“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也更好匹配森林可持续经营、林下经济等多样化需求，减少了项目推进中“有需求、缺供给”或“有供给、不适配”的矛盾。
在政策与治理层面，体系化行动推动全链条能力提升。
“十四五”以来实施《林草种苗振兴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生产供应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形成组合拳，带动行业向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方向迈进。
全国种苗花卉年产值超过5000亿元，也反映出种苗产业与生态建设、城乡绿化、特色经济作物发展之间的联动增强。
对市场监管能力的强调，释放出更鲜明的质量导向：只有把住种源质量关、加强品种权与质量追溯、提升检验检测能力，才能避免“劣种劣苗”扰乱市场、削弱工程质量和投入效益。
从影响看，主要造林树种良种使用率由“十三五”末的65%提升至76%，意味着生态工程和国土绿化进入更强调科学化配置的新阶段。
一方面，良种能够在相同投入条件下提高成活率和生产力，降低补植补造成本，提升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的可预期性；另一方面，良种在抗逆性、抗病虫害等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增强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应对极端天气和生物灾害的韧性。
对地方而言，良种供给与产业化推广的结合，也有望带动油茶等特色林业、草牧业以及园林花卉等相关产业提质增效，扩大就业与增收渠道。
面向下一步工作，提升良种使用率仍需在“适配性、均衡性、可持续性”上做文章。
对策上应更加注重区域差异：在干旱半干旱区、盐碱地、石漠化地区等生态脆弱带，强化耐旱耐盐、固沙保土等定向育种与规模化示范；在南方集体林区和经济林优势区，推动高产稳产与抗病性并重的良种更新换代；在城市群与沿海地区，兼顾景观需求与生态安全，提升苗木质量标准与检疫防控水平。
同时，进一步完善普查成果应用机制，推进种质资源数据化管理与共享利用；健全从育种、繁育到流通使用的质量监管闭环，推动检测能力下沉，形成“用得上、用得好、用得放心”的市场环境。
前景来看，随着普查深入推进、保存体系持续完善、良种审(认)定和推广机制不断健全，我国林草良种供给的稳定性和精准性有望进一步增强。
良种使用率提升带来的质量红利，将在防沙治沙、退化草地修复、森林经营提质、生态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持续释放。
更重要的是，这条从资源保护到种苗产业的链条越完善，生态建设就越能摆脱“靠经验、靠运气”的不确定性，转向“靠科学、靠标准”的长期主义。
林草种业是生态建设的基础，良种良苗是提高生态工程质量的关键。
我国林草良种使用率的持续提升，反映了生态建设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重要转变。
当前，随着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不断深化，林草种业将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产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继续深化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推动种苗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