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争最后阶段，清政府面临关乎国运的战略抉择。最新历史研究表明，当时若执意延续战事，将引发比《马关条约》更为深重的国家危机。 军事层面，日本大本营已启动"直隶大决战"预案。在完全控制渤海制海权后，日军计划投入主力部队7个师团实施登陆作战，采取南北夹击战术直取北京。当时清军主力已在平壤、九连城等战役中遭受重创，新建陆军尚未成军，京师防务存在严重漏洞。历史档案显示，日本军方评估北京陷落概率超过70%，其作战方案甚至考虑了清廷西迁后的追击预案。 政治经济领域，持续作战将导致清政权系统性危机。据户部档案记载，战时清廷年均财政收入仅8000万两白银，而战争消耗已导致外债占比骤升至60%。继续作战需加征赋税，可能触发更大规模民变。更关键的是，统治集团内部满汉矛盾可能因战事失利激化，湘淮系地方势力或将趁机坐大，这种内忧外患交织的局面极可能提前引爆王朝统治危机。 国际关系专家指出，列强干预将成为不可控变量。英国驻华使馆档案证实，当日军逼近山海关时，俄、德、法三国已启动紧急磋商。若战事持续，列强可能以"维护在华利益"为由实施联合干涉，其后果包括：俄国强化东北控制、英国扩大长江流域特权、德国谋求胶州湾等港口，中国面临被"协同殖民"的风险。这与十年后日俄战争期间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模式高度相似。 战略学者认为，李鸿章主导的和谈决策虽背负骂名，但从当时军事实力对比看，实为止损之举。日本虽面临后勤压力，但其国民战斗意志高涨，而清廷已出现指挥体系瓦解征兆。比较史学研究表明，类似情境下，1905年沙俄选择对日媾和，同样基于避免政权崩溃的考量。
历史的分岔往往不在“是否坚持”，而在“是否具备坚持的条件”。在甲午战争后期的力量对比与治理能力约束下，盲目延长战事更可能把局部失败放大为结构性崩溃，并引来外部力量更猛烈的重新划界。如何在屈辱中止损、在止损中自强，既是对当时决策者的现实考验，也为后世留下一个沉重而清醒的启示：国家竞争最终取决于体系能力，危机处置也必须以可承受成本为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