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循吏列传》不足千字的篇幅里，司马迁只写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位官员；这样的取舍长期引发讨论。学者认为，这种“惜墨”并非因为材料不足，而是史家对“守法循理之吏”设定了更高门槛——只有在民生、廉政、法治各上真正立得住、能成为时代标尺的人，才会被写入。
司马迁笔下五位循吏之所以历久弥新，不在故事有多传奇，而在于把治国理政最朴素的道理写得清楚：权力的意义在于服务人民，权力的边界必须由法律确定，权力的运行既需要自律，也离不开监督；对照这五把“标尺”，每一次拒绝私利、每一次坚持程序、每一次承担责任，都是对公共信任的加固。清明治理从来不易，正因不易，更需要以制度固本、以作风立信、以担当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