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政绩如何衡量，关键看“为谁做、做什么、留下什么”。一些地方治理中，政绩评价曾一度出现“重显绩、轻潜绩”“重短期、轻长远”的偏差：项目推进很快、声势看得见，却未必对准群众最迫切的需求；数据报表很亮眼，却难以沉淀为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供给。树立并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靠制度引导，也离不开文化滋养与历史借鉴。江苏多处史迹与文物，为理解“政在为民”的历史逻辑提供了具体样本。 原因——历史经验反复说明：良政的根在民生所需，治理的要在务实之举，作风的底线在清廉自守。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东汉“校官之碑”，被认为是江苏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碑刻之一。东汉灵帝光和年间，溧阳长潘乾在任时劝课农桑、整饬秩序、抑强扶弱，使偏远县域“百业兴旺、户口增益”。更有一点是，他把兴办教育作为治理要务，去世后百姓以“校官之碑”纪念，突出其办学育才之功。这反映出当时对地方官政绩的朴素标准：既要让百姓把日子过好，也要为长远发展打基础。 唐代苏州刺史白居易施政同样以民情为先。史载其到任后先用十余日走访了解民情，随后从减轻赋役、疏浚水道等切入，兼顾生产生活需求与城市长远发展。他主持疏浚阊门至虎丘水道，修筑长堤并植桃李，形成兼具水利功能与景观价值的“白公堤”，后世沿用为山塘一带的重要空间骨架。民间“十万户尽作婴儿啼”的挽留之声，也说明群众对政绩的判断最直接：做了多少实事、解决了多少难题，大家心里自有尺度。 北宋苏轼任徐州知州时遭遇黄河决口，洪水逼城。面对险情，他不以文名自矜，亲自督战，组织军民筑堤守城，最终洪水上涨仍未灌城，表明了关键时刻的担当。其后建“黄楼”，既是抗洪记忆的公共标识，也寄寓防灾减灾的治理思路。对地方主政者来说，真正的“政绩”往往在风险挑战中生成，检验的是是否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范仲淹在泰州西溪盐仓监任上修捍海堰的史事，则体现了跨区域组织动员与长期工程治理的意义。当时海潮冲击导致田产被淹、亭灶受损，生产生活均受影响。范仲淹动员通州、泰州、楚州、海州等地力量兴修海堤，严寒季节仍在工地一线督修，并以俸禄资助工程。后续继任者接力推进，终成全长数万丈的捍海体系，被百姓称为“范公堤”。这也说明，重大民生基础设施很难靠“一任之功”，需要一张蓝图持续推进，才能形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治理成果。 影响——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种更可持续的政绩逻辑：以群众获得感为最终尺度，以公共产品供给为核心内容，以制度化、工程化、常态化治理为实现路径。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上：一是改善民生、稳定预期。无论劝农兴学、减负纾困，还是治水筑堤、抗洪保城，最终都落到百姓“能安居、能生产、能发展”。二是夯实城市与区域的长期竞争力。水利交通、教育人才、防灾体系等属于“潜绩”，未必立刻见效，却决定发展后劲。三是积累社会信任、形成治理合力。百姓立碑建祠、口耳相传，本质上是对公权力依法用权、为民用权的认可，也为后续治理带来更高的协同度。 对策——以史为鉴，涵养正确政绩观，需要在评价体系、治理方式和作风建设上同步发力。其一，突出民生导向的评价标尺，把群众满意度、公共服务质量、风险防控成效、生态与安全底线等放到更重要位置，减少对单一指标的冲动追逐。其二，强化“打基础、利长远”的项目观，围绕水利、教育、公共卫生、养老托育、城市更新、防灾减灾等领域，更多谋划可持续、可运维、可复制的公共产品，避免重建设轻管理。其三，完善接续机制，推动重大民生工程实行“全周期管理”，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维护形成闭环，让“潜绩”真正沉淀为长期效益。其四，锤炼务实清廉作风，把调查研究前置到决策环节，把资金和资源更多投向基层一线与群众急难愁盼，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削弱治理效能。 前景——随着高质量发展加快，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为多元，公共治理面对的挑战也更加综合：既要稳增长、促就业，也要防风险、保安全；既要抓当下、解难题，也要谋长远、强基础。在这个背景下，从江苏历史遗产中提炼出的“为民、务实、清廉”治理基因，仍有清晰的现实指向：把政绩写在解决问题的现场，写在制度建设的细处，写在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里。可以预期，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那些经得起实践、人民与历史检验的实绩，将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竞争力。
历史从不缺少热闹叙事，真正难得的是始终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的行动者。从碑刻上的寥寥数语到堤坝边的岁月风霜，江苏的这些故事一再印证：政绩的分量不在一时声名，而在能否解决实际问题、经得起时间检验。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在时代更迭中留下真正的“长久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