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所谓“假结婚”，是指香港居民与非本地居民在缺乏真实婚姻意愿情况下，通过中间人安排办理婚姻登记，以虚假婚姻关系骗取来港居留或定居资格，并以金钱报酬作为交易条件。
入境处表示，此类行为不仅破坏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也易与非法劳工、跨境中介诈骗等违法活动交织，形成链条化、组织化风险。
自2006年起，香港入境处设立专责小组主动侦查打击，持续将“假结婚”作为重点治理领域。
原因——从近期执法实践看，犯罪集团在高压态势下不断调整策略：一是组织结构更分散，由以往“多段式”安排转向“一次性”操作，减少接触面以降低暴露概率；二是招揽方式从传统张贴广告、婚介渠道转向线上，以社交平台、即时通讯工具等发布“赚快钱”“介绍费”“高佣金”信息，并以“工作机会”“协助办理手续”等包装诱导；三是以佣金制扩张下线，招募者与实施者层层分离，增加侦查取证难度；四是招揽对象呈年轻化趋势，尤其瞄准负债、资金周转困难者。
入境处披露的个案显示，一名20多岁女学生因信用卡欠款逾10万港元，轻信网络“高回报”信息，同意以10万港元报酬与非本地居民登记结婚，先期仅获3万港元，其余以“成功定居后支付”为条件，最终因情报分析及调查被捕。
另有50多岁男子因沉迷赌博负债，经朋友及婚介怂恿参与并收取3万港元，后因患病欲离婚却无法联系对方，除面临刑责外，还产生遗产继承等现实忧虑。
上述案例反映，一些参与者对法律后果、长期成本与个人权益风险认识不足，易被“短期收益”蒙蔽。
影响——从治理层面看，“假结婚”直接冲击身份审查与居留制度公信力，增加口岸查验与后续核查负担，并可能被犯罪团伙作为牟利工具延伸至非法务工、虚假文件、诈骗等领域。
在社会层面，参与者往往面临“钱未到手、风险先至”的局面：入境处指出，多数人最终拿不到承诺的全额报酬，甚至因无法联系团伙而陷入被动；一旦进入法律婚姻关系，离婚程序繁琐、费用高昂，且离婚后仍可能产生赡养费、财产分配等民事纠纷；更重要的是，触法后留下案底将对就业、出入境及个人发展造成长期影响。
对企图以此取得居留资格的非本地居民而言，经查证不仅会被取消相关身份，还可能被遣返原居地，得不偿失。
对策——入境处表示，将继续以情报主导、科技助力、跨部门联动的方式提升打击效能。
一方面，加强网上巡查和线索研判，针对可疑招揽信息及时跟进；另一方面，与内地执法部门建立通报与协作机制，联合打击跨境中介网络，压缩团伙活动空间；同时，在各出入境管制站加强风险识别，对持探亲签证来港并声称探访配偶的可疑旅客开展重点排查；并在反非法劳工行动中同步核查婚姻背景，推动“查人”“查工”“查证”一体化。
执法部门强调，相关违法行为可能触犯串谋欺诈、向入境处职员作出虚假陈述等罪行，刑罚严厉，且任何协助、教唆他人作出虚假陈述者同样须承担刑责。
以往判例显示，参与者多被判监禁数月至两年不等，集团骨干刑期更长，震慑作用持续显现。
前景——入境处公布的数据表明，在持续打击与协同治理下，相关案件数量及拘捕人数较前两年呈回落趋势，说明治理措施对犯罪活动形成有效遏制。
但也应看到，犯罪手法“线上化、隐蔽化、青年化”的趋势仍在演进，风险可能更多向网络空间转移。
下一阶段，除保持高压执法外，还需在源头预防和社会教育上持续加力：通过校园与社区普法、金融风险提示、对网络“高回报”招揽信息的识别教育，提高年轻群体对“以婚姻换报酬”本质违法的认知；同时推动平台治理与线索共享，完善跨境协作与证据链闭环，进一步提升打击精准度与速度。
综合研判，在制度严管、执法强化与社会共治并进的背景下，“假结婚”总体可控，但“低门槛诱骗”对个体造成的伤害仍需高度警惕。
假结婚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折射社会痛点的镜像。
当年轻人因经济压力沦为犯罪工具时，既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更呼唤社会支持体系的柔性托举。
香港的治理实践表明，只有筑牢法治防线、切断利益链条、提升公民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这类游走于法律与道德灰色地带的特殊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