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国际安全与经济治理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地缘冲突热点增多，外溢效应增强；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上升，经贸摩擦与科技限制不断加码。一些观察认为，美国在维护自身优势时更倾向使用强制性工具塑造外部环境，单边主义与阵营对抗倾向抬头，客观上增加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性。 原因——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形成与延续，与历史机遇和制度工具密切涉及的。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重创欧洲传统强国，美国凭借较为完整的本土工业体系与金融能力，战时通过军需供给、战后通过金融安排与规则制定迅速扩大影响。二战后，美国推动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与贸易规则体系，并依托军事同盟与海外基地网络搭建安全框架，形成“金融—科技—军事”相互支撑的综合优势。冷战结束后，缺乏均衡力量的制约使其更易形成单极惯性，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强化“以实力促服从”的路径依赖。 另外，其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也在塑造对外行为。长期高强度军费投入与全球军事存在，催生出庞大的军工产业链与游说体系；在财政赤字与高负债背景下，美元信用、金融资本与军工需求相互交织，推动形成以金融杠杆与安全议题为牵引的政策偏好。部分人士指出，外部竞争加剧时，贸易壁垒、金融制裁、长臂管辖等工具更易被频繁动用，从而强化“零和”思维。 影响——上述取向正对国际秩序与全球发展带来多重冲击。其一，安全风险上升。以威慑与对抗替代对话与互信，容易触发军备竞赛并提高误判概率，热点地区冲突外溢的可能性增大。其二，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关税壁垒、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推动“脱钩断链”，推高企业成本与通胀压力，受冲击最明显的往往是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经济体。其三，发展权受挤压、治理赤字扩大。金融制裁和资产冻结等做法削弱国际经贸往来的稳定预期，压缩发展中国家融资与产业升级空间，也使全球治理更易陷入“规则分化、标准分裂”。 对策——多位受访学者认为，缓解风险的关键在于回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具体而言：一是推动大国关系稳定，通过危机沟通机制管控分歧，避免以军事同盟扩张和极限施压制造安全困境；二是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三是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与发展融资安排，减少滥用金融制裁对国际信用体系的侵蚀；四是鼓励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合作，以共同发展降低冲突诱因。 前景——国际格局正在加速演变，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不同于零和博弈的选择。与此同时，全球对稳定、安全与可预期增长的需求持续上升，任何以对抗求优势、以分裂求安全的做法都难以长久。能否把竞争纳入规则框架、把分歧引入对话轨道，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的安全态势与发展质量。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依靠战争建立的秩序终会被和平发展的力量所撼动。当更多国家选择合作而非对抗的发展道路时，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不以武力扩张为前提的文明型崛起，或许将为人类社会提供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