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2026年，我国将延续并深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这标志着国家在稳增长、促发展的道路上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连贯性。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供给能力相对较强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
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都需要相应的需求支撑，这决定了财政政策必须发挥稳增长的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经济形势的客观要求，也是财政部门履行职能的必然选择。
为确保政策的实际效能，2026年财政政策将在五个方面精准发力。
首先，扩大财政支出盘子，确保必要支出力度。
这意味着财政资金总量将有所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撑。
其次，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更好发挥债券效益。
通过科学设计债券期限结构和投向机制，使债券资金更加高效地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第三，提高转移支付资金效能，增强地方自主可用财力。
这有助于改善地方财政状况，提升基层政府的支出能力，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第四，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
在总量增加的同时，更加注重支出的结构合理性，确保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获得充分保障。
第五，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
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有机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提升整体的宏观调控效果。
财政政策的积极取向体现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两个维度。
投资于物是指增加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领域的财政支出，这直接扩大社会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投资于人是指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这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增强消费能力，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稳定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
从更深层的逻辑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反映了我国宏观调控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财政政策不再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出击，通过扩大需求来稳定经济基本面，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这种政策取向既符合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这要求财政部门在扩大支出的同时，更加注重支出的质量和效率，防止资金浪费和低效投资。
同时，还要加强财政风险管理，确保政府债务在可控范围内，为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延续实施，体现了宏观调控对现实挑战的主动应对，也传递出稳预期、强信心的明确信号。
把资金用在关键处、把资源投向薄弱点、把协同效应释放到最大，将决定政策效果的成色。
面向2026年，唯有在扩大有效需求与提升发展质量之间形成正向循环，才能为经济长期向好夯实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