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3日，红旗在总统府升起，南京这座民国旧都迎来历史转折。然而，新政权接手的却是一座千疮百孔的城市：国民党撤退时带走国库储备，留下约三十万失业人口，其中包括旧警察、散兵游勇和服务行业从业者；金圆券恶性通胀导致市场秩序近乎瘫痪；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又让局势更加紧张。首任市委书记刘伯承以“部队不入民宅”的铁律树立新政权的公信力。这位久经战阵的元帅将军事纪律转化为治理能力，通过设立收容站、改造旧职员等措施，在35天内为城市恢复运转打下基础。其中，“化敌为友”的用人策略尤为关键——对两万名旧政权人员实行“教育留用”，既缓解就业压力，也保留了维系城市运行所需的专业力量。接任者粟裕大将面对的是更复杂的治安局面。下关电厂遭空袭暴露出城市运行的脆弱性，他随即组织技术人员在72小时内完成电力设施抢修，并将旧警察改编为治安队，通过考核与激励机制推动人员转化。档案显示，到1949年底，南京治安案件同比下降67%，电力供应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的主政者将重心转向经济重建。依托南京既有工业基础，新政权对永利铔厂、江南水泥厂等骨干企业实施军管改造，将战时军工产能逐步转为民用生产。至1950年春，南京机械制造业产能已恢复到80%，为此后华东地区工业化提供了支撑。更深层的观察表明，这种高效的人事更迭表明了中央“因时施策”的思路：刘伯承以权威稳定局面，粟裕以快速处置清除隐患，后续领导则以专业化建设推动恢复与发展。历史学者指出，这种接力式治理既保持政策延续，也使治理重点得以及时切换。
南京解放后的400天，是城市从战时状态转入常态治理的关键窗口。事实表明，“胜利”不仅在于攻下一座城——更在于让城市重新亮起灯火——让群众重拾信心，让工厂恢复运转。守住民生底线、形成治理合力、以发展巩固稳定，这份来之不易的接管答卷，至今仍对城市治理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