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郑和领着船队在14世纪初连续七次下西洋，造出先进的海船、发明精确的导航术，连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都只能远远地跟着后面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帝国并没有因此而开启一个“大航海时代”。恰恰相反，浩大的开销没有带来进步，帝国反而像背对着大海一样，科技慢慢地被西方甩在了后面。与此同时，无数读书人被科举这座高高的围墙牢牢地困住，搞科研的和读书的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蕲州的秀才李时珍有一回得了急病，高烧不退、痰多堵喉，家里找来的药全都没用。还是他爹李言闻翻遍了医书，用李东垣的黄芩汤把他从鬼门关给救了回来。那“药方用对了就像敲鼓槌那样一击中的”感觉太神奇了，让李时珍头一回感受到了医学的魅力。虽说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夫，但李时珍自己还是不甘心就这么当个医生。十四岁中了秀才以后，他又三次去武昌参加乡试，结果次次都失败了。24岁那年第三次名落孙山时，李时珍对他爹说：“爸，我不考了，我想学医。”他心里下定决心，“身子像逆流而上的船那样沉重，意志却比石头还硬”，这就正式放弃了读书做官的路。 行医的过程中，李时珍发现《神农本草经》之后的这些书里到处都是错的：“治病的人不认识药材，只能听药材商人的；商人又不搞研究，把责任推给采药的人；采药的人呢，又全凭老经验，到底是真是假、是好是坏谁也说不清楚。”老百姓说的那句话正好点破了当时医界的尴尬处境——“卖药的有两只眼睛，开药的只有一只眼，吃药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从35岁开始，李时珍就开始到处找书看、搜集各家学说，无论是诸子百家的典籍、经史子集还是医卜星相的书，只要有收获他就写下来。忙活了快三十年，他终于写成了一部190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这算是把16世纪之前所有的药学成果都给集了个大圆满。不过书出来以后，当官的和书商都不太待见，好几次想找人帮忙出版都碰了钉子。 为了求个刊印的机会，李时珍带着稿子去找文坛大腕王世贞商量：“您看能不能写几句话帮我宣传一下？”直到过了十年，王世贞才终于写了个序言说这书“是实实在在的学问精要”。南京的书商胡承龙看到这序文觉得靠谱，答应给出版了，“金陵本”在万历二十五年才正式面世——可这时候李时珍已经去世三年了。 徐光启是个十足的学霸，他35岁考上举人，42岁进士及第，一路做到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年轻的时候他一边教书维持生计，一边还得七次回老家参加考试。对于当时那种死板的八股文考试，他心里始终憋着一股气：“现在写的那些八股文文章，简直就是没用的东西。”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了中国，给徐光启讲几何、测量和天文的知识。两人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平行线”“锐角”这些词一直用到了现在；徐光启更是把数学看成了“各种技艺的老大”，没有数学就像工人手里没有尺子一样干不了活儿。他还主持修订了元朝的《授时历》，用第谷的体系和几何算法计算星星的位置，画出了最完整的星图。《恒星历指》里面说得很清楚：天上那条亮闪闪的银河其实是由无数颗星星组成的。 只是朝廷在他死后把《徐氏庖言》扔到一边不管了。等到顺治皇帝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道：“要是明朝当时能用得上他这些话，那我现在怎么还会坐在这里当皇帝啊？” 还有几个同样被科举挡住了去路的人。宋应星接连考了五次会试都没中，最后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家里变穷了、考试又考不上，他就把心思都放在了“实学”上。因为没有钱去买奇书来考证学问而只能叹息一声：“哎呀真是太穷了！”在这种困境中他写就了《天工开物》。 崇祯十年《天工开物》在南昌第一次印出来了；宋应星自己还在那儿感叹：“这书能卖得出去吗？”哪知道这本书后来竟然被翻译成了12种语言。欧洲的学者都说这书“直接推动了农业革命”，日本也把它当成了“发展产业的指南”。一直到民国时期日本的“菅本《天工开物》”回流到了国内，大家才重新认识到这部宝贝书。 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的时候还是老样子看重经书史书，把科技方面的书都给冷落了。《天工开物》因为“吹捧明朝、瞧不起满洲人”被列为了禁书。徐光启的书也因为“引进红夷大炮”被禁止传播了。结果清朝一来个禁令，科学书就全都没人敢看了。 除了这些人还有别的奇人异士。潘季驯发明了“束水攻沙”的办法来治理黄河；徐霞客一辈子到处旅游考察了三十多年；吴又可在瘟疫大流行的时候提出了病菌是从口鼻传染进来的观点。这些人有的在朝廷做官有的在民间隐居有的默默无闻地过着日子但他们都点亮了晚明时期搞实用学问的星星之火。 遗憾的是这个火种最终没有烧起来。科举制度把大家的思维都给僵化了当官的办事又慢读书人又死盯着功名舍不得放手结果把一大批天才都挡在了科学革命的大门外面。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这段时间里的科学水平让西方望尘莫及；可从16世纪开始情况就慢慢变了。 当世界潮流滚滚向前的时候“顺应潮流的人就能兴旺发达违背潮流的人就会灭亡”。晚明时期的这些科学家虽然看起来特别耀眼但最终还是被旧的制度给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再也没起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