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们给去世的君主定名号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从最初的一个字演变成了后来的二十多个字。郑樵在《通志》里说，谥号本来是为了避开死者的名字才出现的，并没有什么好和坏之分。至于它到底是从商朝开始的还是战国时期才有的，历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双方都有很有力的证据。所以暂且先把它的起源定在商朝吧，给这段历史留点悬念。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秩序混乱，孔子提出要把谥号和君主的生平事迹联系起来，用一个字来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孔子的这个主张改变了人们对谥号的看法。从此以后，先秦时代墓碑上的谥号就像一个简历一样，记录了一个人生前的功绩和品德。汪受宽做过统计，虽然恶谥只占了13%，但是这些恶谥几乎都给了那些品行不端的权臣和霸主。 秦始皇觉得让儿子评论父亲、臣子评论君主不太合适，所以他下令废除了谥号制度。但是秦朝很快就灭亡了，汉朝又重新启用了谥号制度。汉朝规定不管君主生前有多么不堪，后代都必须尽力给他一个美好的谥号，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 唐朝初期的谥号还是两个字；到了中唐以后，给先辈加多个谥号的做法开始流行起来。宋朝更进一步，把谥号分成了两部分：先确定一个六字的初谥，再加上十个美字组成一个增谥。最终凑成了十六字的长串名号。元朝皇帝使用蒙古语和汉语两套不同的谥号；明成祖朱棣规定了十七字的长度；清朝时皇帝的谥号达到了顶峰——太祖用了24字，其余的都是22字。这些名号里充满了“文、武、圣、德、孝”等各种褒义词。 纵观千年历史，皇帝的名号字数呈现出一种波浪线式的变化：先是不固定的长度，然后变成相对固定的长度，最后又变得不固定了。它既反映了每个时代执政者的思想观念，也成为了统治集团自我包装和延续荣光的一种手段。 宋朝对谥号制定流程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分为初谥和增谥两大阶段。其他朝代大多也都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制定自己国家的制度。以宋仁宗为例：首先是初谥阶段：第一步是太常寺召集大臣讨论；第二步是尚书省汇总大家的意见；第三步是尚书省官员们投票表决；第四步是考功司草拟建议；第五步是皇帝亲笔批准；第六步是翰林学士撰写最终方案。整个过程非常严谨。 宋英宗即位后又增加了一个四天南郊请谥环节：这意味着皇帝死后百官要去南郊“代天立言”。王珪提议应该先在朝堂上讨论一遍再去南郊，这样才符合礼仪规范。于是南郊就成为了议谥的新场所。 继任者通常会把先帝的六字初谥扩展成十六字长度。这个过程主要依据四点：追孝先祖、避讳名讳、夸耀功绩和补足遗珠等方面。宋真宗为了突出太祖和太宗保佑的太平盛世就给他们加了字；宋仁宗觉得真宗初谥里没有“武”字不够全面，就加上了“定武”两个字。 这种长串赞美之词不仅拉开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身份差距，“圣”“神”“孝”等词语层层叠加起来让人觉得皇帝就像人间的神仙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先秦诸侯们因为害怕得到恶谥而拼命修身养性；汉以后的皇帝稳稳地拿到美谥；大臣们则想尽办法也要捞一个“文正”的谥号。 除非国家灭亡或者兄弟继承皇位，否则子孙们都会上台给祖先加溢美之词。谥号成为了后辈表达敬意的唯一通道。 从商朝到清朝，皇帝的名号从简单的避忌变成了长篇大论般的吹捧之辞。它记录了权力巅峰时期人们如何自我包装；也映照出普通人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和期待。 当我们再次读到类似“神文圣武睿哲明孝”这样冗长又华丽的名字时，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文字本身；而是一部浓缩的王朝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