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企业创新投入持续增加，但部分领域，不少时间和资金被耗在准入证照、评审论证等流程上，“非研发性支出”随之上升；郭春平委员在调研中提到，有企业办理某行业准入证照多年仍未办结，与规定时限差距较大，导致新产品无法按期进入市场，研发投入难以转化为收益，企业转型升级节奏也被打乱。 原因——从机制看：一是审批权相对集中，部分环节缺少替代路径，容易形成“单点卡口”。二是责任链条不够清晰，承办部门在风险顾虑与绩效压力之间更倾向“求稳”，出现不愿拍板、层层加码。三是专家评审、单位会商等程序在个别事项上边界不明、透明度不足，沟通与等待成本被动增加。四是面对新业态新产品的包容审慎机制仍待完善，风险分担以及容错纠错安排不够健全。 影响——审批梗阻抬高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成本，而是区域性、结构性的创新成本：资金沉淀、错失市场窗口、人才信心受挫，进而影响产业迭代速度和项目落地效率。长期来看，还可能削弱市场主体对规则稳定性和办事可预期性的信任，影响创新生态形成以及资本、人才集聚。 对策——围绕“降低制度成本、释放创新要素”，委员提出多项制度建议：一是完善权力制衡与替代机制。对安全、药品等专业性强的准入事项，在监管到位前提下探索“并行受理、平行评审、可选承办”等安排，降低单一窗口对流程的过度影响；对难以设置并行通道的关键岗位，可通过定期轮岗、交叉审核等方式减少权力固化风险。二是探索更适配的准入方式。对暂难一次性判断市场应用风险的新产品，可在守住监管底线的前提下试行“承诺+担保（或抵押）+试点”模式，建立风险共担与退出机制，让企业在可控范围内先行先试、边运行边完善。三是把“提速”和“精准”落到责任体系。对无正当理由拖延、变相设障并造成损失的，强化监督问责，形成可核查、可追溯的办理链条；对评审专家意见和关键节点结论，在符合保密要求基础上提高透明度，避免程序性意见被泛化使用，推动依法依规、按期办结。四是用数字化提升可预期性。推动办理进度全流程可查询、时限可预警，事项清单与材料清单标准化，减少重复提交和“往返跑”，让企业把更多精力从“跑流程”转回“搞研发”。 前景——当前我国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更加清晰，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需求也更迫切。业内人士认为，降低创新成本的关键，是用制度供给减少不必要的不确定性：既要守住安全底线，也要为新技术新产品打开规范、有序、可复制的通道。有关改革若能落地，有望缩短成果转化周期、稳定企业创新预期，带动更多高质量发明创造涌现。 在文化传播上，郭春平委员提出，文化“走出去”需要更具辨识度的载体。近年来海外中华文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展，各类节庆品牌活动影响力增强，为地方特色文化“借船出海”提供了路径。关公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忠义仁勇、诚信守约等价值理念，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叙事基础。委员建议，结合山西文化资源和对外交流需求，探索设立“关公学院”，以学术研究、语言与文化课程、青年交流、非遗展示等为主要内容，开发多语种传播产品，推动与海外高校、研究机构、文化组织合作，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矩阵，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更丰富的地方样本。
制度环境滋养创新，文化传播塑造形象；郭春平委员的两项建议，一项着力疏通制度性堵点、释放企业创新动能，一项着力拓展文化传播路径、提升国家软实力——议题虽不同——指向却一致：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让中国的创造力与文化影响力更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既需要优化制度供给，也需要更深厚的文化自信作支撑。政协委员的建言，正是对该现实命题的务实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