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新就业群体规模扩大与治理需求同步上升。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持续增加。他们工作时间不固定、流动性强、服务范围广，是城市运转的重要支撑，也常遇到休息难、充电难、进小区难等现实问题。，基层治理安全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处置、社区服务触达等需要更多“末端力量”，而传统治理方式在覆盖面和响应速度上仍有不足。 原因——职业特征叠加制度引导，促成“可参与、能参与”。一上，新就业群体穿梭街巷、熟悉路线点位，对道路设施损坏、消防通道占用、矛盾苗头等情况往往发现更早、反应更快，具备“移动探头”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浙江多地以社区为枢纽，完善党组织联系、志愿服务平台、协商议事机制和激励措施，推动他们从“被服务”走向“共治理”。例如，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推动骑手学习应急救护并取得涉及的资质，使其在送餐途中遇到突发情况能及时施救或联动报告；拱墅区康桥街道则在快递员集中居住小区，通过自治组织弥补业委会缺位，形成物业、自治力量与党组织协同运作的机制，让“有人管、有人议、有人办”逐步成为常态。 影响——从个体善举走向制度化参与，治理效能与社会认同同步提升。骑手随身携带急救物品、参与应急处置，提升了公共安全的协同水平；义警编号、对讲联动、隐患上报奖励等做法，则把零散热心转化为可持续的参与机制。在五常街道，围绕“小区不便进入、配送效率受影响”等问题，骑手、社区与物业通过协商，提供代步工具并探索“接力送”等方案，既减少配送冲突，也改善居民体验。在康桥街道新人公寓，“小哥治家会”推动充电设施增设、基础维修等事项更快落地，并通过线上“有话说”渠道提升参与便利度。更重要的是，社会对新就业群体的认知正在从“单一职业标签”转向“城市守护者、治理合伙人”，他们的职业尊严与融入感随之增强。 对策——以服务托底、以机制赋能、以协商解题，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继续落地。其一，补齐基础服务，聚焦“进门、停车、充电、休息、如厕”等高频痛点，在社区、园区、商圈完善友好场景，减少因规则不清带来的摩擦。其二，健全参与机制，将隐患上报、应急救护、文明引导、反诈宣传等纳入常态化志愿服务清单，形成培训、认证、激励与反馈闭环，让参与更规范、更安全、更可持续。其三，完善协商平台，推广“三方协同”“线上议事”等做法，对小区配送管理、物业服务、公共空间使用等矛盾，通过规则共商、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实现精细治理。其四，加强权益保障与心理关怀，推动劳动保护、合理考核、超时免罚等政策优化落地，增强群体稳定性和参与意愿，为基层治理提供更稳固的人力支撑。 前景——从“点上探索”走向“面上推广”，释放城市治理新动能。随着各地推进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市建设，更多基层治理事项有望借助他们的“移动网络”实现更早发现、更快处置、更精准触达。下一步关键在于，把个案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制度安排：既尊重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规律，避免增加形式化负担，又通过清晰边界、专业培训和数据协同提升治理质量。在公共安全、社区服务、矛盾调处等领域，这支队伍将成为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也将推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实践不断深入。
当外卖箱里装的不只是餐食，还有急救包；当快递站点不只是中转点，也成为民意收集点，城市“毛细血管”的每一次跳动都折射出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浙江的探索表明，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既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也要善于激活每个社会“细胞”的潜能，让不同群体在共建共享中找到位置与价值，这或许正是中国式基层治理创新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