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中，进口特效药的年费用高达28万元，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十年的收入。这种“天价药”与患者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不罕见。我国每年新增癌症患者超过400万，其中约40%的家庭因医疗支出陷入贫困。江苏无锡企业家陆勇的案例颇具代表性——为求生选择印度仿制药，却因触犯法律被起诉，凸显了患者在生存权与法律风险之间的两难处境。
“穷病”并非情绪化的标签，而是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力的现实考验；让群众“用得上药、用得起药、用得好药”，既需要持续的药价治理，也需要更完善、更公平的保障网络。只有当医疗可及性真正提升，生命才不必在账单与希望之间艰难抉择；让每个家庭在疾病面前有依靠、有尊严，才是民生政策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