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时间里，于谦在河南、山西两地干了不少大事，光提他的政绩就能说上半天。宣德五年，杨士奇他们几个内阁大臣给皇帝递了条子，力荐一个叫于谦的年轻人，结果宣宗朱瞻基大手一挥，把他直接给提拔到了兵部右侍郎的位子上，让他去当巡抚。于谦前脚刚到任，后脚就轻装简从骑着马出去巡查了。他先过了汜水，又过了黄河，翻越太行山脉，一直跑到了云中地区。一路上他忙着询问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遇到不方便的事情马上就改掉，觉得有用的立刻就执行。这么跑了没几个月，两省大大小小的县城他都跑完了。 到了第二年，太原发生了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到了第三年，黄河决堤了，开封府下面的八个县全成了一片泽国。宣德七年和八年这两年，“人相食”的惨状在大地上蔓延开来。于谦先给朝廷上书请求免除赋税和马草，然后督促州县官员去核查灾情、造册登记、按人头分发粮食；他还亲自创办了惠民药局，让那些只能靠挖草根、剥树皮充饥的百姓能吃上免费的汤药。为了把这种应急的救助变成长久的保障，于谦想出了一个“劝籴之法”：动员地方上的好心人捐粮，官府每年拿出一笔钱去买粮。青黄不接的时候把粮食放给老百姓吃，等到新麦收割了马上就停下来。到了秋后，老百姓再把收获的粮食抵还给官府；那些实在没钱还的人就由官府替他们补上。这套后来被称为“预备仓”的制度很快就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老百姓都把他称作像父母一样关爱自己的恩官。 灾荒还没彻底平息呢，老百姓头上的赋税和徭役却一年比一年重。于谦又给朝廷写了奏疏：“让逃亡的人回来种田，免去一年的赋税和两年的差役。”他还规定地方官调离时必须交出百姓逃亡和复业的名单，“数字不真实的人不许接着当差”。这个政策一落实下去，大批荒废的田地重新长出了青苗，社会局势也就稳定下来了。 大同那边的边防事务也挺棘手。当时屯军有个规矩是“三分守城、七分屯垦”，可到了宣德末年，王府、太监和将领们联合起来把屯田都给吞了。士兵们“有田没有粮、有身体没有铠甲”。于谦亲自去边地考察后“丈量了原本的数目”，把被霸占的屯田都还给了士兵；那些被私自带走干活的军士也都给送回了卫所。同时他还奏请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个巡按御史常驻在大同，“军政、钱粮、刑名这三个权力都分开来管”，从那以后边关的粮饷就再也不被层层盘剥了。 还有税收的问题也让生意人叫苦连天。永乐以后商税越来越重，宣德年间又在济宁、淮安、徐州这些要道设了钞关收税。船只按大小交税，做小本买卖的人实在受不了。于谦上了一道奏疏：“每年收税不足五千贯的部门全部裁撤。”船料税从六十贯降到了二十贯。政策一落实下去，“晚上过河的船只多得像织布一样”，晋商把南方的货物运到北方的生意又红火起来了。 正统元年六月，于谦一口气提出了十条建议：减少驿站的设置、精简牢卒的人数、合并税局、清理兵器、核查官员……“三杨”这些大佬全都采纳了。有人统计过，仅仅头两年就给老百姓节省了三百多万两银子的花费。这场改革触动了镇守太监和不法将领的利益集团。宣德十年九月的时候，都督韩僖先捏造了一些罪名陷害他，接着户科给事中卜祯又以“耽误了期限”为理由弹劾他。可是于谦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他依然埋头继续治理黄河、修整边防、监督粮食运输。 按照规定他应该在正统四年调回京城担任左侍郎的职务。不过朝廷被他在晋豫两地九年的政绩给打动了，破例让他继续留在地方上任职并且升任左侍郎还是管着河南、山西。消息一传开，老百姓都跑出来拦着路请求朝廷把他留下来当巡抚；府县的官吏们也联名写信保荐他。于谦还是在晋豫两地来回奔波着：农闲的时候去修河、到了岁尾去巡边、春天到了去督促春耕；为了防止藩王和将领借着运粮的机会盘剥百姓，他力主推行“钞折米”的新制度，并且明令规定各巡抚收到粮食后要马上收下运走，“不准再阻拦滞留”。 民间还有个“铸犀镇河”的传说——为了镇住那条暴躁的黄龙（黄河），于谦召集铁匠把铁熔化了铸成一头巨大的犀牛放在黄河岸边。犀牛的背上刻着字：“别让蛟龙骚扰我的老百姓。”虽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但它却寄托了老百姓对于谦能把洪水锁进堤岸的无限信任和期待。9年过去了晋豫两省原本的荒地变成了桑麻地，逃亡的百姓又重新回到了家里，仓库里也堆满了粮食。“老天爷派了个恩官来拯救这两个地方”的歌谣到现在还在太行山里回荡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