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曾出现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热”。在耶稣会传教士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政教关系协调、以科举选拔官员的东方帝国，这为伏尔泰等反对教会权威的思想家提供了理想化的参照。1735年，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出版，欧洲读者惊叹于中国行政体系的稳定性，并一度将其视为反思欧洲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对古代中国评价的转向，本质上是一场围绕制度正当性与现代性路径的思想竞争；重审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国际舆论中的国家形象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知识来源、理论框架与现实诉求的交织中被塑造。越是在观点对立、叙事复杂的环境中，越需要以事实为基础、以理性为桥梁，推动跨文明对话从标签化判断走向可验证、可讨论、可互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