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不确定性上升之际，跨国车企如何增长与技术突破上找到更确定的路径？康林松在一个月内两度到访中国——从陪同德国总理访华到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密集行程本身表达出清晰信号：对跨国汽车集团而言，中国不仅是重要销售市场，更是牵动其全球产品与技术路线的关键“赛场”。在论坛涉及的发言中，奔驰将中国新阶段发展任务中的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制造、产业链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与自身战略重点一一对接，展现其在华布局的长期投入与系统规划。 原因：频繁来华背后，首先是中国市场的规模与结构仍难以替代。中国是全球最活跃的汽车消费与创新场景之一，新技术迭代快、用户需求分层多样，为产品验证和快速优化提供了高强度的真实环境。其次是产业配套优势更为突出。汽车产业链长、协同复杂，完善的供应体系、制造能力和工程人才储备，使企业更容易把研发、测试、量产与服务形成闭环，降低跨区域协作成本。再次是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政策连续性增强了预期。中国围绕新一轮发展周期的部署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跨国企业评估中长期投资回报提供更稳定的参照。在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企业更倾向于抓住可预期的“锚点”，以降低外部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影响：对企业而言，中国正在从“销量贡献地”加速走向“技术策源地”和“全球供给节点”。奔驰深耕中国二十余年，与中方伙伴形成规模化投资合作，在德国本土之外建立了重要的生产制造与研发体系。其在华研发聚焦智能驾驶、车机交互与数据应用等前沿方向，并与全球研发网络协同联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土化策略正升级为“在中国、为全球”：一些在中国市场验证成熟的功能方案与软件生态被纳入全球产品体系，中国创新正反向赋能全球车型迭代。这不仅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也折射出跨国车企在全球技术链布局中对中国角色的再定位。 对中国而言，跨国企业持续“加码”既是对中国市场与创新生态的认可，也将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一上，外资企业华研发中心扩容、研发活动增强，有助于促进技术交流、人才培养与产业标准协同；另一上，围绕智能化、电动化、绿色制造等领域的竞争加剧，也将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加快创新、提升质量与效率。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计华投资设立企业超过123.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20.6万亿元人民币；到2025年5月，上海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603家；2024年北京新认定外资研发中心超过110家。研发资源持续向中国集聚，反映出跨国公司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对中国的权重仍在上升。 对策：在新形势下，稳住外资、用好外资，需要在规则对接、创新协同与营商环境上持续推进。其一，更推进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各上提升对接水平，增强跨国企业数据流动、合规运营、知识产权保护等上的可预期性。其二，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参与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鼓励智能网联、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方向开展联合研发与场景应用，推动更多“在华研发”走向“全球首发、全球适配”。其三，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绿色转型，促进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在低碳工艺、循环经济、绿色电力与碳足迹管理等上深化合作，在竞争中实现协同增效。其四，持续完善面向国际人才与高端要素的服务体系，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把更多资源投入研发与产品创新。 前景：面向“十五五”开局，汽车产业竞争将更多集中在智能化软件能力、数据驱动的迭代效率，以及产业链韧性与绿色能力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将继续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协同条件，吸引跨国企业在华开展更深层次的研发与生态布局。可以预期，跨国车企在中国将更快从“在地经营者”转向“全球创新参与者”，合作内容也将从传统制造延伸至软件生态、智能驾驶、能源补给网络与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等更广领域。谁能更好融入中国的创新节奏与产业协同，谁就更可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得先机。
从奔驰的“一月两访”到大规模投资布局，跨国企业的选择说明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市场不仅提供相对稳定的增长预期，也通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为国际企业提供参与与共享机遇的平台。互利合作的深化，既回应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需求，也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增添了更多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