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低迷的时候，往往文化消费却会更火热。人们缩减不必要的开支，却会把更多的钱花在教育、娱乐还有精神寄托上。艺术创作也在逆境中获得了灵感。美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把“萧条=文化红利”这个道理验证了很多次。19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百老汇的剧院一直爆满，电影票甚至涨到了原来的三倍，梅兰芳京剧团的首演海报还登上了头版。好莱坞也在这个时期推出了奥斯卡奖，票房在多次衰退中逆势上扬。伍迪·艾伦的电影《开罗紫玫瑰》把观众拉进了一个私密又安全的情绪避难所，人们在电影中找到了廉价的疗愈。卓别林和秀兰·邓波儿用他们的电影把苦难变成了笑料，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只要有邓波儿，国家就不会有事。 日本二战后经历了一段艰辛的重建期，经济奇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幸福。日下公人提出了“最终需求产业”的概念，把文化产业列入了国家战略。政府开始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预算支持和社会赞助力度。现在，日本已经成为全球动画制作的重镇，占了全球电视动画市场65%的份额，还占了欧洲动画市场80%的份额。电子游戏方面，日本也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占据硬件市场90%的份额和软件市场50%的份额。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经历了金融风暴，但这并没有阻挡他们逆袭的脚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韩国电影从80%的好莱坞占有率跌到了谷底。IMF要求财阀退出影视业后，本土制片公司迅速崛起。独立制片公司推出了低成本高票房的电影《生死谍变》，本土片市场份额也从谷底反弹到了62%。《大长今》、《冬季恋歌》等韩剧在中国播出后带动了旅游业、美食业还有化妆品行业的消费。“韩流”对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中国贡献了33亿美元。 萧条时期往往是文化产业弯道超车的最佳时机。美国、日本还有韩国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经济越低迷，人们就会把更多的钱花在精神寄托上；艺术创作在逆境中获得灵感；物质消费被压缩时，精神消费反而膨胀；文化产品复制成本低、传播范围广、边际收益高；文化产品具有内需拉动效应和国家软实力资产属性。 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还有庞大的受众基数。只要出台针对性政策——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内容审批优化、融资渠道拓宽——就能让文化产业成为“六稳”、“六保”的压舱石。像罗斯福把剧场当成国家救生站一样，我们也可以把文化产业写成过冬计划，让精神火种照亮经济回暖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