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文风不正，往往先表现为“说话不像说话、写作不像写作”；一些材料与文章热衷于“摆门面”：开篇动辄“提高站位”，中段密集堆叠“赋能”“闭环”“矩阵”，结尾再用“全面推进”收束。看似结构完整，实则信息含量不足、逻辑不清。更有甚者，用排比代替论证、用典故遮住观点、用新词掩盖常识，读者抓不住重点，基层也难以找到可操作的抓手。所谓“门面气”，本质是用修辞包装替代内容表达，用公共话语替代真实判断。 原因：表面看是写法问题，深层则是认识与作风的反映。 一是路径依赖与复制惯性。一些写作者长期文件、讲话材料之间相互套用，为求稳妥选择最不易出错的说法，久而久之形成模板化生产，文章自然千篇一律。 二是形式主义压力层层传导。个别地方与单位把“篇幅、术语、结构”当作成效象征，文字工作逐渐变成“堆砌指标”：越长越像、越新越深、越多越全，实质内容反而被挤压。 三是调查研究不足、思考不深。缺少一手信息和问题意识，文章就容易围着“应该怎么做”打转，回答不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下一步怎么办”。 四是心态急躁与求名心理。赶进度、求亮点，容易用“新概念”撑场；过度追求语言“显得高级”，就会脱离对象与场景，把简单道理写得晦涩。 影响：文风问题并非小事，直接影响信息传递效率与政策落地质量。 其一，影响决策沟通。材料“看上去很满”，但关键数据、矛盾和路径被稀释，容易造成上情下达失真、横向沟通失焦。 其二，增加基层负担。文字越空，解释成本越高，基层不得不反复开会再传达、层层再细化，既耗时耗力，也容易催生应付式落实。 其三，削弱公共表达公信力。群众关心的是问题能否讲明白、措施是否对症。套话多了，权威表达就难以服众，政策传播效果也会打折。 其四，误导价值取向。把“会写”误当成“会堆”，把“严谨”误当成“晦涩”，会让干部表达偏离实事求是，进而影响工作方法与评价导向。 对策：改文风，关键是回到内容、回到事实、回到对象。历史经验亦可借鉴。姚鼐所倡“简质”“冲淡”，不是简单的“少写”，而是用最经济的语言承载最真实的信息与最清晰的判断。结合当下实践，可从五个上着力： 一是以问题为纲，先想清楚“要解决什么”。动笔前列出核心矛盾、关键证据和可行路径，用事实支撑观点，用逻辑组织段落，避免为写而写。 二是以受众为中心，先问清楚“写给谁看”。写给基层要可操作、可检核；写给社会要好理解、能感知；写给决策要突出利弊、给出选项。对象明确了，“门面气”自然少了空间。 三是以调查研究为底，先把情况摸透。少在材料里绕圈子，多用数据、案例、对比和现场细节说话。没有一手事实就难有判断，缺少判断就只能靠术语撑场。 四是以简洁为标准，把好“删改增”三道关。删掉空泛形容和重复表述；改掉概念堆叠与自我循环；补上必要的数据依据与因果解释。尤其要警惕“自创概念”泛滥，能用通俗准确的词就不必追求新奇。 五是以制度化约束改善生态。完善材料评估机制，把信息密度、逻辑清晰度、可执行度纳入评价；压缩无效篇幅，倡导短实新；减少不必要的层层转发和重复汇报，让“写得明白”比“写得漂亮”更受重视。 前景：当前各地持续为基层减负、整治形式主义，为改文风提供了现实契机。随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公共表达将更强调清晰、准确、可核验，更强调用事实和效果说话。可以预见，越是面对复杂问题，越需要把复杂讲清楚，而不是把表达讲复杂；越是处于关键节点，越需要句子短一些、措施细一些、责任明一些。让“简而有力、淡而有味”成为常态，政策语言才能更可达，工作指令才能更可行，社会沟通也才能更有效。
文风问题看似是写法问题，实则折射思想境界与文化修养；姚鼐两百多年前对“门面气”的批评之所以至今仍能引起共鸣，正因为这个现象具有跨时代的普遍性。改进文风、去除“门面气”，既要汲取优秀文化传统的养分，也要在当代实践中持续探索与完善。唯有如此，才能写出既有思想含量、又表达清晰的文章，更好服务文化传承与思想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