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提出“性恶论”，他把教育看成了改变恶、引导向善的过程。春秋末期，孔子只说“人性相近，习性相远”，把人性的问题留给后人去思考。到了孟子，他高举“人性本善”的旗帜。而荀子则观察到战国乱世的情况，直接宣称“人性本恶”。在这个时代，“善”被当作政治正确的准则时，荀子的观点就像冷箭一样刺痛了大家的幻觉，也点燃了先秦儒学的最后一抹光芒。荀子并没有强调“恻隐之心”或“仁爱”，他列出的都是本能欲望：饿了想吃东西、冷了想取暖、累了想休息、喜欢利益害怕害处。这些与生俱来的反应，连暴君夏桀、商纣也都有。小人与君子在这方面没有区别。如果任其发展，每个人都会变得唯利是图，就连尧和舜也要通过后天努力才能成为圣贤。于是他认为，人性中缺乏道德的开关，这就成了他整个理论的基础。既然本性不认识“礼义廉耻”，荀子就给出了两条解决办法：礼和教师。天地是生命的根本；祖先给我们提供了种类；君主和教师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荀子把教师抬高到与天地并列的位置，说没有教师我怎么知道礼义呢？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和解决疑惑，更是礼义的化身、社会的刹车器。学生在面对老师时，必须像面对礼本身一样无条件恭敬——因为只有先受到震撼才能被塑造。荀子还给未来的老师定下了四条红线：尊严让人尊敬佩服；威信和经验能够镇得住场面；教学能力强能把复杂道理讲简单；能够解读微言大义并传达给学生。这四条全部满足了才能成为好老师。战国时期的战火早已平息，但荀子的教诲仍然给我们带来思考：当欲望早于道德出现时，社会就需要制度和老师的力量来给欲望装上刹车。今天我们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继续进行这一长期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