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么大的地方，有两千万张嘴等着吃饭，可真没多少人亲眼见过刚脱下来的麦子，大伙就只认得装进袋子里的面粉。我在上海待了二十多年，养成个毛病，只要一抬头看月亮，就觉得是在给老家发无声的短信。 前几年父亲去上海过年的时候，悄悄在行李里塞了一小袋老家晒过的麦子。他特意带过来，就是想让我闻闻那股子泥土味儿。我当时不太在意，随手把它扔在了一边。谁成想父亲走后没多久就出了事，我翻箱倒柜找他的东西时，才在床底发现了那颗被太阳晒得发烫的麦粒。 老家过年讲究两个仪式感：大年三十晚上烧木炭火，正月十五晚上挂红灯笼。小时候我看着父亲扎灯可带劲儿了，用整块松木做骨架，点上灯松脂香顺着风飘，别人家的灯笼常常被风吹灭，只有我们家的稳稳当当不熄灭。那时候我觉得红灯笼就是动画片里的玩意儿。 父亲走了以后我把那粒麦子当成宝贝一样藏了起来。这玩意儿不能吃、不能喂鸟、也没法种，我只好把它埋进了记忆深处。我把这当做一块不会发亮的勋章揣在兜里，感觉它就像一块金子那么沉甸甸。 上海的年过得挺寡淡的，除了年夜饭、春晚和元宵节就没啥了。我想带父亲去豫园看花灯玩，他却一直喊头晕想睡觉。正当场面挺尴尬的时候我指了指窗外：“看呐，今晚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我赶紧把他和爱人拉到阳台上，告诉他这是几十年才有的“超级月亮”。 月有阴晴圆缺，人也有悲欢离合。对于风雅的文人来说圆月就是团聚的象征；但在父亲眼里圆月只是个提示：出门在外的游子还没到家呢。他只记得小时候的自己夜里掌一盏灯照亮那扇窗——只要灯不灭人就会回来。 过完元宵节父亲就急着要回秦岭老家去。他无非是想早点把那盏灯点亮——好让故乡始终有光。父亲走后我时常在深夜抬头找月亮。 现在的城市霓虹灯太亮了，月亮看起来灰蒙蒙的像得了黄疸病似的。可我坚信在某束月光里肯定能看见父亲正站在老屋门口掌着那盏松脂灯呢。而我口袋里的那粒麦子早已经生根发芽了——它把秦岭的风、黄河的水还有雪夜的歌谣都带到了上海来陪伴我。 这么多年过去我和这粒麦子相依为命；它时刻提醒着我：“无论你走多远故乡都在一粒麦子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