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期末“加戏”加重负担，育人主业被挤占 临近期末，本是学生备考冲刺、教师统筹复习、组织测评与完成评价的关键节点。个别学校却在此时要求教师统一参与年会节目展示，并以“交流展示”等名义开展排练准备。表演筹备往往需要反复排练、服装道具与彩排协调，不仅占用教师课余时间，甚至可能出现熬夜排练现象，直接挤压备课、答疑、家校沟通等必要工作空间。此类安排与教师岗位职责不匹配，也与“把时间还给老师、把精力还给教学”的导向相背离。 原因——治理理念偏差与程序缺失叠加，导致“拍脑袋”决策 一是对一线工作强度缺乏体察。一线教师日常承担教学管理、学生发展评价与安全教育等多项任务，期末更是叠加出题、监考、阅卷、成绩分析与学生综合评语等“硬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仍追加“舞台任务”，反映出部分管理者对基层教师劳动的认识不足、对时间成本估计不足。 二是决策程序不规范，缺少充分沟通。年会或总结会的形式如何设置，本可通过教职工意见征集、工会协商等机制充分讨论，形成可行方案。但若由少数人关门决定、层层摊派，就容易将集体活动异化为“必须完成”的硬指标。 三是绩效与评价导向存在偏差。在一些地方，学校容易把“看得见的热闹”当作“可展示的成绩”，把活动排场当作管理能力的体现，进而滋生形式主义。尤其当外部检查评比、形象展示压力传导到基层时，更容易出现“用活动代替治理”的惯性做法。 影响——短期增加压力，长期损害教育生态与治理公信 从学校运行看，强制性活动会加剧教师身心负担，影响正常教学节奏与质量提升，甚至造成教师群体对管理安排的抵触情绪，形成“越忙越折腾”的负循环。 从育人效果看，教师精力被非教学任务分散，学生复习辅导、个别化关注与心理支持等关键环节可能被压缩，最终影响的是教学效果与学生发展。 从治理层面看，强制摊派容易引发社会质疑，损害学校与教育部门公信力。此次事件被投诉后迅速核查并叫停，反映了主管部门的及时纠偏，也从侧面说明基层对减负政策的获得感仍不平衡，有关治理仍需持续深化。 对策——以制度刚性压实减负要求，把“该做的事”做到位 第一，严守边界，明确“非教学任务”清单管理。对于与教育教学无关或关联度弱的汇演展览、庆典展示等活动，要坚持“能不搞就不搞、能简则简”，确需开展的也应尊重教师自愿原则，不得以考核、评优等方式变相强制。 第二，优化学校内部治理流程，强化民主协商与风险评估。涉及全体教职工的活动安排，应提前征求意见、充分评估时间成本与教学影响，尤其要避开期末等教学高峰期。学校要把总结会的重心放回教学质量分析、学生成长反馈与改进措施上，用数据和案例说话，而不是用节目“撑场面”。 第三，教育主管部门要把减负要求落到可检查、可追责的执行链条上。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建立快速核查、限时反馈机制；对屡禁不止的做法，要通过通报、约谈、整改与问责等方式形成震慑，避免政策停留在口号层面。 第四，完善对教师的支持体系，减少“指尖负担”“留痕负担”。对检查评比、填表报送、截图打卡等事项应统筹归并、能减则减，推进数据共享，减少重复填报，让教师回归课堂与学生。 前景——从个案纠偏走向系统治理，形成可持续的减负生态 此次叫停“强制表演”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折射出不少教师对非教学负担仍有切身压力。随着相关减负举措持续推进，关键在于把政策要求转化为学校治理的日常规范：活动安排回归教育规律，评价体系突出教学实效，管理决策尊重教师专业与劳动。只有让“回归育人本位”成为制度约束和价值共识，基层教师的获得感才能真正提升，教育高质量发展才有坚实支撑。
此次成都叫停强制表演事件虽是个案处理，却为全国教师减负工作提供了典型样本。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征程上——既要及时纠偏具体违规行为——更需从制度设计层面重构校园治理生态。只有当教书育人回归教育本源，"让专业的人专心做专业的事"成为普遍共识，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