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华文明中代代流传，被视为上古时期的重大事件。然而，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始终存在学术争议。从技术可行性来看，4000年前的社会要在13年内疏通九州范围内的大江大河，似乎难以匹配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组织能力。正因这种落差，不少学者曾将大禹治水视为神话叙事。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通过系统发掘与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多处与水利工程有关的遗迹。这些证据提示，大禹治水的核心或许并非“大江大河的全面疏通”，而是一场规模可观的湿地改造与水稻种植工程：通过较为系统的水利规划，把低洼湿地改造成适合耕作的农田，并推动水稻种植技术的扩展。 从历史背景看，这类大型水利工程在当时并非不可实现。浙江良渚古国的考古材料显示，在大禹时代之前约1000年，当地已修建了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用以支持水稻种植。这表明，水利建设能力并非某一时代或某一部落的“突然出现”，而是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技术传统之一。在此基础上，大禹部落具备开展类似工程的技术积累与动员能力，也具备在更大区域推动水利改造的可能。 水稻种植的推广带来了显著的社会影响。稳定的粮食供给推动人口增长，社会组织随之更趋复杂与完善；农业发展也为手工业与商业提供了条件，部落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逐步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大禹部落得以整合周边力量，最终走向夏朝的建立。 从这一视角出发，史籍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可理解为对一项长期、系统工程的文学化与神话化表达。古代文献往往将复杂的公共工程浓缩为英雄人物的传奇叙事，这既符合叙事传统，也反映了工程对当时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作用。反观技术更发达的汉唐宋元明清时期，也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对大范围大江大河的全面治理，这也从侧面说明，传统文本中的“治水”更可能应作广义理解。
从传说走向史实，往往依赖一条条证据链的不断补充。二里头遗址所呈现的主粮结构等新线索提示人们：大禹治水的意义，或许不仅是“战胜洪水”的英雄故事，更可能是一场以水利改造推动农业跃迁、以粮食增量支撑社会整合的历史过程。对该过程的持续追索，既有助于复原夏早期文明的面貌，也为理解中华文明如何在资源治理与公共工程中不断凝聚，提供新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