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古地名“退场”，文化标识感被弱化 地名是公共空间中最基础、也最持久的文化符号之一。近些年，一些承载历史记忆的地名逐渐淡出日常使用，引发社会关注。比如关中平原的“长安”、江南的“金陵”、商末都城“朝歌”、秦人重镇“雍城”等，这些名称典籍、诗文与民间记忆中辨识度很高，往往能直接唤起朝代更迭、地域气质与文化图景。相比之下，部分现行地名更偏向方位描述、功能指向或行政称谓，在传播力、文化厚度与情感承载上相对不足。带来的直观感受是：城市现代治理中更“清楚好管”，但历史纵深与文化想象的入口被压缩了。 原因——治理需求、历史沿革与规范化命名共同作用 地名演变并非简单的“雅”与“俗”之争，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是行政管理与疆域治理需要。历史上的改名与区划调整常与治所变化、区域统辖或边防治理对应的，使名称更便于管理、也更稳定。 二是人口流动与城市功能变化。交通枢纽、工矿城市、新区建设带来空间结构重塑——地名更强调功能性——以便识别、邮政通信、交通组织与公共服务供给。 三是避讳制度与政治文化影响。部分古地名在特定时期因避讳、沿革或制度性因素更替，逐步退出官方体系。 四是现代地名标准化与统一性要求。随着城市治理精细化，地名需满足简明、规范、便于使用等要求，一些历史象征强但与现实行政单元不完全对应的名称，容易被更符合“地理—行政”逻辑的称呼取代。 影响——不仅关乎称呼，更关乎城市叙事与文化软实力 地名变化对城市发展有多上影响。 其一，文化记忆的可见度下降。古地名往往是历史信息的“入口”，名称淡出后，城市故事需要更多解释才能被公众理解，传播成本随之增加。 其二，城市品牌与文旅辨识度受影响。具有文化符号的名称自带叙事张力和联想空间，有助于强化目的地吸引力；名称过于功能化、通用化，可能削弱城市国内外传播中的独特性。 其三，地方认同与社会情感联结被削弱。地名承载居民的身份认同、乡愁与共同记忆，若历史名称完全退出公共空间，容易带来“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的落差。 其四，公共管理仍需兼顾现实便利。现行地名在行政运行、应急指挥、物流通信各上确有优势，简单“回退”并不一定可行。关键于如何在“好用”和“有文化”之间找到平衡。 对策——以保护为前提，以利用促传承，完善地名文化治理 业内人士认为，地名工作既是民政公共事务，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可从以下上推进： 一是加强历史地名资源普查与名录保护。对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社会认同度高的古地名开展系统梳理，建立分级保护清单与数据库，形成可查询、可展示、可应用的公共资源。 二是拓展古地名在城市空间中的公共呈现。通过历史地名标识牌、地铁站点副名、道路桥梁命名、城市导览系统等方式，让古地名以“并行呈现”的方式回到市民生活，而非简单替换现行行政称谓。 三是推动地名文化与文旅、教育、数字传播融合。将古地名背后的历史事件、人物与典籍纳入城市展陈、研学线路、博物馆叙事与数字地图服务，形成更可体验、可传播的城市故事。 四是完善地名命名更名的公众参与与评估机制。对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的命名更名事项，强化专家论证、意见征集与风险评估，避免同质化、表面化命名，减少对历史文脉的二次损耗。 五是统筹保护与发展需求。对确需规范化、功能化命名的新增区域，可探索“主名规范、别名传承”的方式，兼顾治理效率与文化表达，形成可推广的制度安排。 前景——从“名称之争”走向“文脉治理”的共识构建 随着文化强国建设与城市更新持续推进，地名的文化价值有望被深入重视。未来，地名治理或将从偏重行政命名的技术工作，转向更强调历史连续性、公众文化获得感与城市品牌塑造的综合治理。通过制度化保护、场景化呈现与资源转化，古地名完全可以在现代城市体系中找到新位置：既不影响公共管理的清晰高效，也能让城市拥有更深的历史坐标与更强的文化辨识度。
当我们在西安城墙下诵读李白诗篇，在南京秦淮河畔追忆六朝往事，那些镌刻在方志典籍中的古老地名，仿佛穿越时空的文化密码。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守护这些“活着的文化遗产”，既考验治理智慧，也关乎文化自信的根基。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所言：“对待传统，我们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在理解过去的深度中，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