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里把中国文学史的时间轴分成了“前古典”、“近古典”、“长夜期”等几个阶段，这其实是在套用西方的文学分期框架。这种做法虽然让书看起来很有系统性，但也容易把本来连贯的文学发展给割裂开了。比如他把李白、杜甫、韩愈这些大诗人硬生生地分到了不同的时期，让人觉得唐诗内部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孙康宜和斯蒂芬·欧文合作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则是站在了后殖民视角上去看问题，他们把女性、地域、少数族裔这些边缘群体的文学作品放进了章节里。这本新书写得很有新意，但也有问题。欧文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里把“中世纪”这个概念硬生生地截断在了北宋，完全忽略了辽金元三朝的文学。这样一刀切的写法削弱了历史的连贯性。 复旦大学的徐志啸教授这次来到福州大学图书馆明德厅，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美国汉学的精彩讲座。他是从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大学过来的。为了让听众更好地理解美国汉学，徐志啸教授没有讲什么宏大的叙事故事，而是分享了自己近三十次飞越大洋讲学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就像一条条现场连线一样，把抽象的美国汉学概念变成了大家身边的学术邻居。在这个讲座里，徐志啸教授先给汉学这个概念做了个瘦身运动。他说汉学既不是汉朝研究也不是中国研究，而是特指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 刘若愚、孙康宜、斯蒂芬·欧文这三位美国汉学家各自的方法和观点都有独特之处。刘若愚喜欢用西方的文类去定义中国古诗，比如把“初唐四杰”归入“高卢—罗马式英雄史诗”。这种创新固然不错，但也有局限。孙康宜则把“闺阁诗”和“女性书写”联系起来重新发现了李清照、朱淑真这些女作家的声音，让边缘的文学走到了中心舞台上。斯蒂芬·欧文擅长用“关键词考古”的方法做研究，他用“避席”这个词证明了六朝文人已经有了很强的个人主体意识。 徐志啸教授把这两场讲座的阅读清单直接给了听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他还特别强调要先把这两本书读了再说别的对话的事。虽然这两本书在学界都很有分量，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刘若愚写的通史因为太过于强调西方视角而忽略了中国文学本身的特色；孙康宜和斯蒂芬·欧文写的新版文学史虽然关注了很多边缘群体的作品，但欧文在某些章节里的判断还是有点武断。 美国汉学有三个主要特点和三个主要方法。在特点上，跨学科交叉是最明显的一点：他们研究性别、身体、图像甚至是数字人文方面的内容；资料出版快也是一个特色：像《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这样的书从策划到出版只用了八年时间；海外视角独特也是一个特点：他们能用“他者”的眼光发现中国文学里很多我们平时没注意到的细节。在方法上，他们喜欢把文本细读和理论嫁接在一起：比如用德里达解构李白的诗；跨文化对话也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他们会把美国民歌和宋词放在一起比声韵；数字量化也是一个新方法：比如用词频、引文和共现网络来量化唐诗宋词里的“月亮意象”。 徐志啸教授在演讲的最后给我们留了三个阅读锦囊：第一是先读原文再读译本；第二是先读边疆、民俗、口传材料再读经典；第三是先读海外学者之间的批评文章再下结论。他还强调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美国汉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对话的邀请函；我们要带着批判眼光借镜海外才能让本土研究长出新的根须。 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很热烈持续了半个小时。有同学问如果欧文错了我们该怎么重新讲述北宋？徐志啸教授笑着回答说先把《容斋随笔》读完再写一篇新论文让新的证据自己说话吧！掌声再次响起灯光熄灭但讲坛把跨越太平洋的学术火种留给了在座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