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电信网络诈骗呈现链条化、跨区域、隐蔽性强等特点，治理仍面临“打击难、追赃难、防范难”。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法更新快、分工更细，已从“引流—话术—转账—洗钱”发展为相对完整的黑灰产链条；部分案件还与跨境窝点、境外通信和支付通道交织，深入加大侦查取证和资金追踪难度。同时，老年人、青少年以及涉网经验不足人群更容易成为受害者，社会防范压力依然不小。 原因——犯罪成本与收益不对称、技术与平台被滥用、黑灰产“分工外包”抬高治理难度。电诈犯罪常借助虚拟通信、匿名账户、跑分平台等工具隐藏身份，通过“兼职刷单”“投资理财”“冒充客服、公检法”等高频话术进行定向诱骗；同时，一些人员受利益驱动参与“帮信”，为上游提供卡、号、链路和转移资金等服务，使犯罪链条更加牢固。跨境协作又使团伙具备“打散重组、快速迁移”的特征，给持续打击带来挑战。 影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市场秩序与社会信任，并衍生洗钱等更广泛风险。电诈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焦虑；其背后的黑灰产还可能与非法买卖个人信息、非法支付结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相互交织，破坏网络生态并冲击金融安全。对司法机关而言，办案需要在依法惩治与权利保障、从严打击与规范适用制度之间把握尺度，提升整体治理效果。 对策——最高法明确“从严惩治、追赃挽损、精准普法、系统治理”四个着力点，形成打防并举的司法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民法院将立足审判工作实际，聚焦重点与难点，以更大力度推进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 一是持续加大依法打击力度。人民法院将继续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持高压态势，重点惩治组织化、职业化、跨境协同实施的犯罪活动，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关键环节依法从严惩处，强化震慑。审判中进一步突出“链条打击”导向，推动对上下游全链条责任的依法追究，压缩黑灰产生存空间。 二是加力追赃挽损，尽最大努力回应群众关切。针对电诈案件资金流转快、分散隐匿强的特点，人民法院将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促使并引导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同时通过多渠道措施提升挽损效率，推动判决结果更快落到返还兑现上。追赃挽损既关乎个案公正，也关系到社会信心修复和风险外溢阻断。 三是做实做细法治宣传，提高防范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最高法提出，将围绕易受骗人群和新类型案件，结合高发诈骗手段优化宣传方式，提升普法触达度和辨识度，打造具有法院特色的反诈宣传。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拆解作案套路和法律后果，推动“以案释法”转化为公众的风险识别能力，形成更有实效的社会防范氛围。 四是推进综合治理，强化惩治与预防相统一。人民法院将坚持系统治理，注重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落实职业禁止、禁止令等制度工具，并用好司法建议，推动行业治理和源头治理。重点在于打通信息共享、协同惩治与风险预警链路，将对个案的裁判延伸到对行业漏洞的整改与治理，推动治理常态化、机制化。 前景——治理将从“单点打击”进一步走向“全链治理”，司法在规则供给与协同治理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随着电诈犯罪持续演变，未来更需要跨部门协同、跨区域联动，并加强对新技术滥用风险的应对。通过统一裁判尺度、完善证据规则适用、强化财产刑与追赃衔接，司法有望提升打击精准度与治理穿透力。与此同时，持续推进普法宣传与行业规范建设，将为降低发案率、减少损失、净化网络生态提供更稳定的制度支撑。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司法机关、行政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协同发力。最高人民法院此次部署的四项举措，既强调依法严惩，也注重预防教育；既着眼个案办理，也突出系统治理，反映了兼顾治标与治本的思路。随着措施逐步落地，将继续增强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震慑力，为维护群众财产安全、净化网络环境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全社会也应形成合力，持续筑牢反诈防线，压缩犯罪生存空间，守住群众“钱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