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印度吸引外资上出现罕见的大幅波动。2025年，印度外商直接投资（FDI）降至3.5亿美元，相比早年约430亿美元几乎断崖式下滑——跌幅达99%。更反常的是——同年8月外资流入一度转为负值，显示资金正在加速撤离。该变化折射出印度在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政策上的多重掣肘。问题的起点可追溯到2020年中印边境摩擦加剧后，印度推出诸多投资限制措施，对与中国陆地接壤国家的资本流入实施严格审查。此后，印度封禁200多款中国应用，对中企加税、行政稽查增多，项目审批屡被拖延：如长城汽车10亿美元投资长期搁置，比亚迪工厂建设迟迟无法启动。保护主义与安全审查叠加，使关键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引入受阻，也扰动了印度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转。 在印度尝试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结果并未如预期。数据显示，签证限制与供应链障碍已导致制造业直接损失超过150亿美元。同时，印度对华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25财年升至992亿美元的新高。也就是说，印度试图降低对华依赖，但在现实约束下成本反而上升，矛盾更加突出。 面对资本外流和经济压力，自2026年初起，印度开始调整策略：恢复直航航班、简化电子签证流程，并在3月10日由内阁批准对外资审查规则进行六年来首次实质性放宽。新规下，外资进入更便利，非控股投资可走自动审批通道，重点领域审批时限压缩至60天，资金与技术进入的门槛有所降低。但同时，控股权仍要求掌握在本地企业手中，体现出印度对控制权的高度敏感。 这轮调整发出一定开放信号，也带有“引资但不放权”的明显特征。外资在实控权上受限，虽然有助于印度在安全与自主层面降低顾虑，却可能削弱外资在重大决策中的参与度，进而影响投资信心。再加上过往中企遭遇的差别化对待和突发性风险，印度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仍然突出。政策在收紧与放松间摇摆，容易让全球资本保持观望，降低长期投入意愿。 从印度的发展需求看，最大的短板仍在技术积累与创新能力。以新能源为例，印度本土电池企业专利数量有限，而全球领先企业专利储备动辄数万项，差距已形成明显的技术代际鸿沟。在全球产业越来越依赖技术与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印度若要实现产业升级和供应链深度布局，必须打通技术引进与国际合作的关键环节。 未来，印度需要在政策上更务实、更透明，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提升外资的安全感与信任度。同时，应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推动更实质的国际合作，以弥补技术短板，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只有这样，印度才能在资本收缩与技术不足的压力下找到突破口，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
吸引外资不仅是“放与不放”的选择题，更是治理能力与制度供给的综合考题。外资流动的变化提醒各方：市场看重的不只是短期政策窗口，更是长期规则的可信度。对印度而言，政策调整是重建信心的起点而非终点；只有用更稳定的制度环境对冲不确定性，才能在全球竞争中把“潜力”转化为“产能”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