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回归救治”的呼声背后，医务人员仍背负多重非医疗负担。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接受采访时表示，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应让医生摆脱不合理的创收考核，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诊疗与患者管理。他也提出关键追问：当创收不再是主要约束与激励后，怎样让医疗技术服务提供者保持热情并持续稳定投入，制度层面需要给出清晰、可预期的答案。 原因——多重指标叠加与价格机制失衡，“救治主业”被稀释。一上，一些地区和机构的评价仍偏重论文数量、课题项目等指标，临床工作量大、技术水平高的医生晋升与评价中未必占优，客观上促使医务人员把大量精力投入临床之外以满足“硬指标”。另一上，药占比、床位周转率、医保额度等约束性指标遏制过度医疗、提升效率上有其必要性，但如果执行过于简单，层层分解到科室甚至个人，容易让医生诊疗决策时顾虑增多，影响因病施治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此外，长期以来诊疗服务价格与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不匹配，部分地区挂号费、诊查费、手术等技术含量较高项目定价偏低，导致收入结构与激励机制难以体现专业价值。 影响——机制失衡既损害患者权益，也不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考核过度“量化”和收入不匹配，可能带来三上风险：其一，医务人员职业获得感下降、倦怠加重，影响医疗服务质量与连续性；其二，医疗行为被动“围着指标转”，医患沟通成本上升，甚至出现不必要的服务选择；其三，基层与紧缺专科更难吸引并留住人才，削弱分级诊疗的推进基础，最终影响医疗体系整体效率与公平可及。 对策——以公益性为主线，推动评价、价格、支付和薪酬制度协同发力。张文宏提出，要建立可预期的新评估体系，并形成可预期的收入安排，使评价体系、收入水平与积极性联动。多位代表委员也就医务人员待遇保障提出建议，例如有委员指出，医务人员薪酬不宜与创收直接挂钩，以免诱发医疗行为偏差，更应体现专业服务价值。业内普遍认为，下一步改革可从四方面着力：一是完善以临床贡献、质量安全、患者获益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降低与临床主业关联度不高的刚性指标比重；二是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推动“让知识和技术更值钱”，为合理提高医务人员阳光收入腾出空间；三是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持续推进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等，引导医疗机构规范诊疗、控制成本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四是落实公立医院薪酬分配制度改革要求，在制度框架内扩大绩效分配自主权，加大对一线、紧缺岗位和高风险岗位的倾斜保障，并完善与职业风险、劳动强度相匹配的补偿机制。 前景——以技术赋能基层、以制度守住底线，医改将更强调“质量与价值”。随着药品零加成、集中带量采购等政策持续推进，医院依赖药耗收入的空间深入收缩，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推进薪酬制度改革的紧迫性更加突出。与此同时，信息化和智能化在辅助诊断、慢病管理、远程协作诸上潜力巨大，但必须在监管规范、数据安全、临床责任边界清晰的前提下推进，避免出现“技术替代责任”或“指标替代医疗”的新问题。面向未来，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与医生职业价值重塑，更需要财政投入、医保支付、价格机制、医院治理和人才培养协调，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制度安排。
医疗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民健康。让医生从不合理的创收束缚和机械化考核中“松绑”，并不是放松管理，而是用更科学的评价、更合理的定价和更透明的激励，引导医疗行为回到专业规律与公益目标。只有把制度设计落实到“评价、收入、积极性”的协同上，才能在守住医疗底线的同时增强体系韧性，为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体系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