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这天，北京海淀区的外卖平台上多了一个名为陶文俊的骑手，他其实是一名北大学生。外界对这一消息的解读众说纷纭，有人觉得这是为了博眼球，甚至怀疑有人故意编造身份。为了回应这些猜测，平台在3月18日晚上专门进行了核实，确认了陶文俊确实在2025年12月初注册了众包骑手。不过让人意外的是，他只在12月9日这天完成了5单配送，之后就再也没有接过单。所以说，这并非一个长期靠送外卖为生的决定，更多的只是个人的一个临时举动。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名校毕业生转行去做底层工作的例子比比皆是。张益唐就曾是个数学教授，他在赛百味打过七年零工。这说明劳动本身并没有什么羞耻之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像张川这样的北大学生来说，选择送外卖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如果只是为了赚钱，那倒是个快速获得现金的途径；但如果还夹杂着表达与自我证明的意图，那就可能是他在困境中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他用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告诉世界：“我在寻找出路”，同时也在告诉自己：“我还活着”。 近年来关于人文社科的讨论热度很高，但很多支持文科发展的声音都停留在纸面上。现实情况却是就业难成为了最大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发生时，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2025年12月出现的这些故事，公众或许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公众对待学历和就业的态度变得理性了，但更可能是用户被太多类似故事淹没了注意力。这也提醒我们，“流量污名化”可能会反过来加重社会的冷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有人把送外卖定性为“博流量”，再对其进行道德审判，这是一种省力的道德捷径。问题在于这种捷径太肤浅了，解决不了任何现实矛盾。客观来说谁都可以送外卖，劳动也不是罪。 很多事情要想发挥更好的效果就得靠流量来推动。比如法国小伙马库斯无偿向中国捐赠了618张抗战历史照片，开始也有人怀疑他是在蹭埃文·凯尔的热度、博流量。但实际上这种流量是善意的、需要更多关注的。 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很多善意要到达公共空间就必须借助传播渠道。你当然可以反感炒作，但不能反感传播本身。否则只剩下沉默和冷笑，最后被赞美的反而是那些阴暗、犬儒的叙事。 这次事件折射出了更大的现实：年轻人正在为有限的机会付出更高代价，为不确定的未来承受更强焦虑。我们可以不喜欢他表达的方式，但不该用一句“博流量”就把问题草草盖棺定论。少一点嘲讽批评，多一点追问思考，我们才可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答案。 相当一部分人总习惯用“你为什么不去找更体面的工作”来质问别人。可很少有人去追问“体面从何而来”？事实是当代青年面临着行业收缩、岗位减少、门槛上升、学历贬值等诸多压力。很多选择并不是理想与自由带来的，而是为了先能活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一味指责个体“博流量”，就像站在岸上批评溺水者姿势不优雅一样不公正。当事人解释自己是因为眼高手低才导致了目前的情况时，其实更应该得到宽容和理解。因为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种对自我要求的高压、一种对失败的羞耻以及一种必须合理化自己处境的自责感。 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可能会下意识地附和：对，就是他不努力、太挑剔。可换个角度想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不够好恰恰说明他在努力与现实之间挣扎着。人生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发生这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的每一步选择都做得正确。 通过这次事件也提醒了我们宽容意识的重要性不要轻易做出判断和批评看到问题本质于人于己都大有裨益。 有观点认为北大学生送外卖的“博流量策略”之所以没火是因为公众对待学历和就业的理性严格地说这种观点可能高估了理性低估了疲劳也或许有这方面原因但更多的恐怕是用户见了太多类似故事没火更可能是因为用户没有多余的注意力可分配这也提醒“流量污名化”会反过来加重社会的冷感形成恶性循环。 一个成熟的舆论场应该既能识别骗术也能保留对真实困境的耐心既能批判流量黑产也能理解个体在压力之下的求生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