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仍需补齐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完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格局逐步形成。但现实层面，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家庭教育指导、司法帮教等专业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一些地区仍存在“找不到机构、对接不顺畅、服务不稳定”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副校长赵玉芳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应加快培育未成年人社会服务组织，推动其成为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有效衔接的关键力量。 原因：供需矛盾、专业门槛与保障机制叠加制约 赵玉芳分析，当前未成年人社会服务组织发展面临三上瓶颈：一是总量不足与布局不均并存，部分基层地区缺少能够承接系统性服务的机构；二是专业化水平不高，社会工作、心理健康、法治教育等跨学科人才短缺，服务标准与质量评估体系有待健全；三是保障不强，稳定经费渠道、岗位吸引力、人员资质认证与动态考核等机制不完善，导致队伍流动性大、项目可持续性不足。此外，未成年人个案往往牵涉家庭功能、学校管理、社区环境等多重因素，需要持续跟进与多部门协作，继续抬高了服务组织的专业门槛与运行成本。 影响：关乎个体成长，也关乎社会治理效能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若专业支持供给不足，容易出现风险识别滞后、干预窗口错失等问题，影响个体身心健康与家庭稳定。从治理角度看，涉未成年人案件处置强调教育、感化、挽救，离不开社会力量的专业介入。社会服务组织能力不足，会加大司法机关、学校与社区的工作压力，也不利于形成预防为先、关口前移的综合治理格局。赵玉芳认为，推动社会服务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有助于提升社会调查、心理干预、帮教矫正等工作的质量与效率，让保护举措更可及、更精准、更可持续。 对策：以体系化建设提升供给能力与服务质量 围绕如何补齐短板，赵玉芳提出从“组织培育、人才支撑、经费保障、区域协同”四个层面系统发力。 一是构建未成年人社会组织培育体系。建议由民政部门牵头，联合司法、教育、共青团等主管部门，建立市级未成年人社会服务中心，推动社会调查、心理疏导等多类服务实现“一门受理、分类流转、闭环管理”。同时建立组织等级评估机制，制定涉未服务质量认证标准，以标准化带动规范化、以评估促进专业化。 二是实施“特色组织孵化计划”。结合现实需求，重点扶持刑事帮教类机构、心理服务类机构等专业方向，鼓励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服务模式，并通过项目支持、能力建设与业务指导，提升机构承接复杂个案的能力。 三是打造“专业赋能、人才共育”支撑体系。赵玉芳建议探索“高校+社会组织”人才共育模式，依托高校开展定向培养与实务训练；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帮教矫正、心理干预等特殊领域，引入司法等单位共同参与，形成“高校+社会组织+司法”的协同培养机制，分领域开展培训并编制操作指南，建设涉未服务人才库。同时完善“三师联动”机制，推动高校学生、本地骨干与志愿力量协同服务，并建立资质认证与动态考核制度，确保人才供给稳定、能力可验证、服务可追溯。 四是强化财政经费刚性保障与成效激励。建议以省级为单位将有关服务经费纳入预算，建立全省统一标准，并探索“成效挂钩”的激励机制，让资金配置向专业能力强、服务质量高、社会效益好的机构倾斜，增强行业发展预期。 五是推动跨区域协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专业人才紧缺、服务需求跨域流动等情况，可探索建立区域协作机制。例如在成渝地区等城市群构建跨区域法律服务资源库，推动专业人才互认与服务标准统一，以协同机制提升人才使用效率和整体服务能力。 前景：以专业社会服务织密保护网络、促进长治长效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正从“事后处置”加快转向“预防干预与综合支持”。随着标准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提速、财政保障强化，未成年人社会服务组织有望在风险评估、心理支持、家庭教育指导、司法帮教诸上发挥更大作用，形成“前端预防—中端干预—后端回归”的闭环服务链条。下一步关键在于压实部门协同责任、强化数据与流程衔接、提升基层可及性，推动专业服务真正下沉到社区与学校周边，把保护网络织得更密、更牢。
未成年人保护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赵玉芳代表的建议既回应了现实需求，也顺应了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只有制度、人才和资源形成合力，才能为孩子们筑起坚实的成长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