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啊，咱中国的儿童精神科在几十年前那可是一片空白，大家对多动症这种病都没什么概念。那会儿家长看孩子调皮捣蛋，只会觉得是不听话。王玉凤教授可是中国儿童精神医学的奠基人之一，她硬是用科学研究为这些被误解的孩子正名。你看现在谁还不知道ADHD这词？就因为一些名人公开承认自己得过这病，大家才开始重视心理问题。 王玉凤出生在河北的一个中医世家，耳濡目染之下她也走上了学医的路。1970年从北京医学院第一医院毕业后，她主动跑到西藏阿里去支边。在那高寒缺氧的基层一线工作了几年，让她深刻体会到儿童健康对一个家庭有多重要。 1979年，王玉凤又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跟着儿科主任李树政教授学习。后来导师出国了，研究方向就变了。在沈渔邨院士的引导下，她决定搞当时还没什么人关注的儿童精神科。 王宁问那时候精神科中心刚刚成立的情况，王玉凤说当时整个中国也就只有一个医生专门看儿童心理问题。这位沈大夫是留苏回来的，知识面挺广。当时家长发现孩子总说有人跟他说话（幻听）或者怀疑有人害他（妄想），才觉得不对劲。但那时候看病都是先治急性病，严重的病都得先看躯体疾病。 就是在这个转变期，王玉凤选择了研究ADHD的前身——轻微脑功能失调。沈渔邨教授给她布置的第一个任务是改良儿童尿液的生化指标测定方法。 做科研哪能一帆风顺呢？实验室冰箱坏了，王玉凤花了半年多时间收集的尿液样本全毁了。她没气馁，开始做流调收集病例来做实验室测定指标。 那时候她才二十多岁的大姑娘，骑辆自行车驮着用塑料桶装的尿液样本去实验室。最后两篇论文还发表在了国际权威期刊上，成为中国ADHD研究领域的早期重要成果。 1988年她成了咱们国家自主培养的第一位精神病学博士，后来又去哈佛大学深造。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科普增多来看病的家庭多了起来，她就开始探索非药物治疗的路子。那会儿经验也不够多，只能靠研究文献。后来她把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用的感觉统合训练引入了国内。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她接到任务去山东日照给受灾的孩子做心理评估和干预工作。这经历让她意识到还有很多人等着帮助。 现在的北医六院已经从以前的简陋训练室变成了专业的感统训练室了。 王宁问做这些需要多大的魄力，王玉凤说以前在西藏吃过苦了，现在就为了这份研究要忠诚于做的事情。 对于很多医生来说最难接受的是有些病治不好吧？但王玉凤说现在的科学水平没那么高，起码能让症状缓解、生活质量提高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