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普通群众来信在中南海引发关注。1960年2月，34岁的陈掖贤致信中央，以“母亲赵一曼烈士”子女的身份说明生活困难。作为东北抗日联军政委赵一曼的后代，他在信中没有刻意强调身份，也没有提出额外诉求，只用“未能尽孝”的朴素说法，映照出革命家庭在和平年代的现实处境。史料记载，毛泽东同志收到信后沉思良久。这份停顿背后，折射出对烈士家属一贯关怀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权衡。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仍在恢复，但烈属抚恤制度已逐步建立。1950年颁布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对烈士直系亲属发放抚恤金。陈掖贤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时在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工作，他所反映的“生活拮据”，更多也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普遍存在的物资紧缺有关。
英雄之所以不朽——不仅在于牺牲时的壮烈——也在于国家与社会对其家属长期、稳妥的保障。把对英烈的敬仰落实为制度安排，用程序兑现承诺、以公平凝聚共识，这种不渲染、不特殊的处理方式所体现的，是治理的成熟与作风的严实，也是价值立场的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