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公众对早期中华文明的认识主要集中于夏商周三代。
再往前追溯，历史记载便日渐稀疏，甚至对夏代等历史时期的真实性产生过疑问。
至于"三皇五帝"时代，更多被视为缥缈的传说。
这种认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前半叶，古史辨派曾对古代文献进行深刻反思，提示了早期历史书写的复杂性。
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对古史保持审慎态度确有其理。
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局面。
通过持续发现的物质遗存，考古学为人类认知历史打开了全新的大门。
它不仅揭示了人类诞生前地球的浩瀚历史，也勾勒出人类从简单工具到复杂社会、从小型游群到庞大国家的演进轨迹。
与文献记载不同，考古学通过物质遗存来"揭示"而非"书写"历史，一层层剥开历史的封土，让被遗忘的过往重见天日。
作为考古学泰斗严文明的高足，韩建业精于考古学文化研究，其新著致力于解答"何谓早期中国"这一根本问题。
根据考古学研究，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早在距今六千年前后，早期中国已经形成，其文化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多年前。
这一结论基于考古学严谨的学术逻辑与方法体系，一切结论皆从物质证据出发。
理解这一论断的关键在于把握"考古学文化"这一核心概念。
所谓考古学文化，是指分布于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遗存的组合。
通过分析陶器、石器等物质遗存的共存关系、风格特征等具体材料，结合地层学发掘验证，考古学家能够推断遗存的年代与来历。
进一步地，通过考古学文化这座桥梁，可以探究古人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世界，并分析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互动。
有人或许质疑，考古学文化仅构建了时空框架，不等于真实的古代族群，因此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族群的划分标准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按照语言划分，也可以按照基因来划分，考古学文化则是从物质遗存出发的划分方式。
这些不同的划分方法并行不悖，就如同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可以通过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种途径一样，它们代表的是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表达形式，而非孰优孰劣的问题。
从西周何尊上"余其宅兹中国"的铭文来看，当时"中国"一词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后来这个词的含义不断扩大、变化，基本与"天下"同义。
这种见于文献的"天下"观与文化认同，是否仅始于西周？
考古学的发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积累与融合的过程，其根源远比文献记载所显示的更为久远。
追问“早期中国”，不是为了把历史简单拉长，也不是以传说替代证据，而是在文献有限的地带建立可核验、可讨论的认识框架。
考古材料所呈现的长期演进与广域互动提醒我们：文明的形成往往源于持续积累与多方汇流。
以实证为基、以多学科互证为径，才能在尊重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更接近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