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流民之乱闹了十四年,这期间朝廷经历了从百万血战到最后“兵不血刃”的治理过程。让咱们先看看这场动荡背后的根本原因——“饭碗”问题才是最大的隐患。那些所谓的“盛世”、“千古一帝”的称号都是虚的,老百姓在乎的只有能不能把肚子填饱。明宪宗朱见深刚即位时,荆襄流民用整整十二年时间,给朝廷好好上了一课。 湖广布政司里的荆州、襄阳两府,还有陕东南、川东、豫西南这片广阔的地方。从春秋战国到汉唐,这里人口密集、商贾云集;可两宋以后,连年的战火把这儿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朱元璋对这个地方特别厌恶,毕竟是老对手陈友谅的大本营,他干脆下了死命令:“荆襄这个地方永远不许开荒!” 于是这片真正的无人区就这样诞生了。宣德和正统年间以后,宗室人口暴涨,吏治腐败严重,土地兼并的速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快。光土地没了不算啥,要是官府的赋税还在变本加厉地收着,农民实在活不下去了只能逃跑。荆襄地方太大官军也看不过来,正好又是几省交界处,成了流民的避难所。 到了天顺年间,几十万逃户像潮水一样涌进这片“荒地”,队伍里有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也有想躲避追捕的盗贼和流浪汉——这时候只要有一个火苗子就能把整个荒原点燃。第一个带头闹事的是河南西华人刘通,江湖人称“刘千斤”,靠着一身力气和义气聚起了队伍。他自封为“汉王”,建元号叫“德胜”,短短几年就拉起了四万人的队伍。成化元年十月,兵科给事中袁恺上书提醒朱见深:“流民已经开始抢东西了!再不动手天下就要乱套。” 朱见深赶紧派巡抚王恕去安抚镇压,结果几个月下来情况更糟了。十二月的时候朱见深不再犹豫了,把京营还有山东的班军共一万五千人调出来,由抚宁伯朱永当总兵、太监唐慎监督、工部尚书白圭带领。到了第二年闰三月,刘通被抓住了,一万多人被杀光,剩下的都给赶走了。为了吓唬那些还没老实的人,刘通和他的四十多个手下被凌迟处死了,十一岁以上的男人也全被杀掉。 虽然看着像是打了个大胜仗,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强硬的军事手段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安静。 成化四年二月又有坏消息传来:右参将王信报告说有二十多万流民聚集在荆襄地区。朝廷还是老套路:清查人数、发口粮、把人遣送回家。到了成化六年五月新郑人李原(就是以前跟着刘通的“李胡子”)又带人闹事了,规模比以前还大。十一月的时候朱见深任命项忠负责湖广、河南和荆襄的军务,一口气调了二十五万大军从八个方向合围攻打。 七个月后李原被抓住了,一千多人被斩首处死还有一百五十多万流民被赶走了。这看着像是彻底平事儿了,但实际上还是没解决根本问题——没地方种地谁愿意背井离乡? 到了成化十一年到十二年年初流民又卷土重来了,几十万人让地方官一听到“流”字就吓得不行。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最先想到了一个办法:既然拦不住不如放开手让大家自己解决。左副都御使原杰带着圣旨去了荆襄没有带一个兵只是带着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去处理:先登记造册统计出有十一万三千多户四十多万口人;再让大家自己选是回老家还是留在当地落户;新设了郧阳府把郧县变成府治所在地还设置了行都司和卫所;最后还给优惠政策复业的人免三年徭役以前的欠税也一笔勾销。 短短几个月时间“无人区”变成了人口稠密的新府治。郧阳府北边连着南阳南边连着夷陵东边通着汉水成了新的交通要道。户部每年能多收一万四千多石税粮国家既得了粮食又得了人更得了安定的边疆。 这一次之后荆襄再没发生过大规模动乱——解决吃饭问题比镇压一万次都管用。从挥舞屠刀到最后不流血就能搞定问题这十四年的反复告诉我们: 军事镇压只是短期止痛药只有真正的社会治理才是根治乱源的好办法。人心并不神秘就是一碗饭、一个家而已;朝廷只要肯把禁区变成垦区流民自然会变成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