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矛盾纠纷呈现多发易发与类型多样并存。
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物业矛盾、劳务权益等问题交织叠加，一些纠纷虽起于“小事”，但若处置滞后、衔接不畅，容易演化为治安案件乃至刑事案件，给基层稳定带来风险。
如何把矛盾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课题。
原因——一是矛盾生成点更分散。
人口流动加快、社区结构复杂化，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扩大，劳动时间、收入分配、平台规则等新问题更易触发纠纷。
二是治理链条存在断点。
部分疑难复杂纠纷跨部门、跨领域，仅靠单一部门难以闭环处置，容易出现“该谁管、怎么管、谁兜底”的现实难题。
三是基层资源能力不均衡。
调解力量专业化不足、网格信息掌握不全面、法律服务供给不充分，都可能影响源头预防与前端化解的质量。
影响——矛盾纠纷化解水平直接关系群众获得感、安全感，也检验基层治理现代化成色。
近年来，全国政法战线持续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全覆盖并运行，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
以山西太原为例，全市10个县级综治中心完成规范化建设，公检法等部门入驻，形成“进一扇门、解多家事”的工作格局。
实践表明，综治中心作为“一站式”受理、分流、调处、督办的平台枢纽，既能提升协同效率，也能为群众提供更可预期的纠纷解决路径。
对策——围绕“源头治理”与“闭环处置”，杨蓉把调研重点放在机制衔接与能力建设上。
她在梳理基层警务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完善公安机关与综治中心的转递对接流程，通过规范化告知、分级流转、跟踪反馈等方式，让不属于公安职责或需多部门联合处置的纠纷及时进入综治中心统筹办理。
基层案例显示，派出所在社区民警发现并初步调解仍难化解的疑难纠纷，经转递进入区级综治中心后，由多方力量共同研判处置，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实现从“各管一段”向“协同一体”转变。
在风险防范方面，杨蓉关注综治中心与反诈中心建立的联系预警劝阻机制，强调把预警端口前移、把劝阻力量下沉，通过数据线索与网格走访联动，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识别、干预和阻断效率。
针对婚姻家庭矛盾、家庭暴力等隐蔽性较强问题，她提出将线索摸排纳入网格职能，强化早发现、早介入、早保护，推动行政执法、司法救助、社会服务有效衔接，减少极端案件隐患。
同时，杨蓉把“减少矛盾增量”与“做强群防群治”结合起来，围绕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开展走访座谈，听取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对收入分配、劳动强度、社会保障和职业认同的诉求。
她认为，欠薪、超时劳动、劳动关系不清等问题既关乎民生福祉，也可能成为纠纷源头；新就业群体既是需要重点守护的对象，也可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信息反馈、社区共治等方式，成为基层治理的积极力量。
她还同步关注老旧小区改造、物业治理等领域，主张在改造推进中完善协商机制和矛盾预警，降低因施工扰民、费用分摊、公共收益等引发的纠纷。
前景——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从末端处置向源头预防，是基层治理的必然方向。
业内人士认为，下一步应在三方面持续用力：其一，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向制度化、数字化升级，完善受理标准、分流规则、督办反馈和责任闭环；其二，夯实网格治理与专业调解力量，强化队伍培训、保障激励和法律服务供给；其三，把权益保障、公共服务与风险防控统筹起来，在就业、居住、家庭等关键领域减少矛盾触发点。
随着协同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目标有望进一步落细落实。
从社区民警到全国人大代表，杨蓉的履职轨迹映射出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深化之路。
她的实践启示我们：社会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设计的“顶层视角”，更离不开扎根一线的“泥土气息”。
唯有将群众诉求转化为治理动能，方能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