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裁决落地后两大悬念待解 美国最高法院近日裁定，美国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部分加征关税违法。裁决后，市场的关注迅速集中到两点：一是过去一年美国与多国就关税安排形成的有关理解与执行，是否会被重新解释；二是进出口企业已经缴纳的关税能否退回、又将以何种方式退回。由于白宫及相应机构尚未给出清晰一致的口径，不少工商界主体选择通过司法途径寻求确定性。 原因——法律边界之争叠加政策不确定性外溢 从关税构成看，此次被否定的并非美国全部关税措施，而是基于IEEPA实施的特定加征部分，主要涉及对多个经济体的所谓“对等关税”，以及对中国等少数经济体加征的所谓“芬太尼关税”。宾夕法尼亚大学相关研究估算，过去一年美国政府累计征收的IEEPA关税约1750亿美元，约占同期关税收入的一半。业内认为，关税政策频繁调整、行政权边界争议与产业游说交织，企业更倾向通过诉讼来锁定规则预期与现金流安排。 影响——企业诉讼潮起，供应链成本与合同风险再评估 据美国媒体报道，裁决作出后数日内，已有超过900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要求退回已缴关税。参与维权的主体涉及物流企业、零售商以及部分电子产业链企业等，市场预计潜在索赔总额可能超过1300亿美元。诉讼增多可能推高企业的合规与法律成本，也会促使跨境采购合同重新审视关税分担、价格调整与不可抗力等条款，进而影响订单节奏、库存安排与终端定价。 对策——退税难“全额落地”，但企业可寻求多路径主张 多位贸易与法律人士指出，即便法院裁决明确，退税在执行层面仍面临多重障碍：一是金额体量巨大，若集中退回将对美国财政与现金管理造成压力；二是美方可能主张关税成本已部分转嫁至下游，从而对“全额退回”提出抗辩；三是逐笔核算、审查与退付会显著增加海关及相关机构的行政负担。因此，市场普遍预计退税更可能采取“分层处理”：对诉讼能力强、证据链完整的大型企业，可能通过退税或“未来税款抵扣”等方式解决；对中小企业，和解或按比例退还的可能性更高。 对中国企业能否“追回”相关税款，关键在于谁是美国海关意义上的进口纳税主体，以及合同安排如何约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崔凡教授分析，主要存在三类可操作情形： 第一，若美国进口商作为缴税方获得退税，出于长期合作与供应稳定考虑，可能根据合同或补充协议与中国出口商分配部分退税收益。近年来关税波动加剧，不少长期供货合同已对税率变化下的价格调整与成本分担作出约定，企业可结合合同条款与往来凭证提出主张。 第二，在采用DDP（完税后交货）等条款、由出口方承担目的港清关与税费的业务中，若中国企业具备“进口责任人”（Importer of Record）资格，并以自身名义申报缴税，则可直接通过美国法律程序提出退税请求。外媒援引物流科技企业对海关数据的分析称，注册为美国进口责任人的中国企业占比有所上升。需要注意的是，相关操作必须建立在真实申报、合规缴税基础之上，低报价格等行为会显著放大执法与合规风险。 第三，若中国出口商在美国设有子公司、分销中心或承担进口环节的本地实体，并以该实体作为进口商完成报关缴税，则可由该美国主体依法提出退税申请或参与相关诉讼。企业应尽快梳理进口记录、税则号列、缴税凭证与付款链路，并在必要时与专业律师团队评估加入集体诉讼或单独起诉的可行性。 前景——法律博弈或拉长，规则不确定性仍将扰动全球贸易 分析人士认为，关税争议进入司法程序后，审理、上诉与执行可能拉长周期，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不确定性。对企业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把合同前置安排做细：在报价、交付与结算条款中明确关税变动的触发机制，完善证据留存与合规审计，同时通过多元市场与多节点供应链分散单一政策冲击。从宏观层面看，若美国关税工具的法律边界深入收紧，可能压缩其未来以“紧急权力”加征贸易措施的空间，但贸易摩擦的结构性矛盾仍需通过更可预期的谈判机制加以管控。
这场由司法判决引发的追税潮，折射出单边贸易政策制度层面的脆弱性。对中国企业而言，一上要抓住法律窗口维护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美国可能通过其他立法或政策工具维持贸易壁垒。经验表明，国际贸易规则的稳定性往往比短期得失更重要，各方仍需推动更具包容性、确定性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如WTO前总干事阿泽维多所言：“当规则让位于强权时，没有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