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建立初期，周公旦制定《誓命》，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制的萌芽。到周穆王时代，甫侯继续完善法律体系，编订了更为详尽的《吕刑》。这部法律典籍的问世，使西周刑法制度实现了从零散规定向系统分类的转变。 《吕刑》将刑罚明确分为五大类，即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和大辟，合称五刑。该分类体系的建立，反映了西周统治者对法律秩序的深入思考。五刑的设置从轻到重，形成了递进式的惩罚等级，既能对违法者进行有效制约，又保留了一定的人道考量。 西周刑法制度的突出特点于礼刑并用。礼与刑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礼规范日常行为准则，刑对违反礼法的行为进行严厉制裁。这种结合方式使法律制度优势在于了更强的约束力和执行力。需要指出，西周法律制度明确说明了等级性原则。根据《礼记·曲礼》的记载，"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表明不同社会阶层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贵族与平民在法律地位上存在明显差异，这是西周法律制度的时代特征。 在司法组织上，西周设置了司寇一职专门负责刑法事务。然而，司寇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地位并不突出，甚至在三有司的编制中也未占据重要位置。这反映出西周初期对司法权的重视程度有限。司寇一职常由其他官员兼任，如铜器铭文记载的扬曾同时担任司工和司寇两职。在案件审理中，西周采取了集体决策制度，由多位公卿联合审理重大案件，判决执行则由三有司及对应的史职人员负责。这种权力分散的安排说明，西周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尚未完全分离，司法活动仍然嵌入在整体的行政体系之中。 西周军事体制的完善与法律制度的进步相辅相成。周王直接掌控两支主力军队：驻守镐京的西六师和驻守成周的殷八师。西六师主要负责保卫王都安全，殷八师则镇守中原地区并控制殷商遗民。两支军队共同构成了西周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周军事编制以师为单位，每师约2500人，下设旅、卒、两、伍等次级编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组织体系。战车兵是周军作战的核心力量，每辆战车配备三名甲士和一名驾驶员，两名持兵器的士兵分立车两侧。由于战车装备精良且操作复杂，只有贵族才能担任甲士，普通百姓则充当步兵。这种兵力结构既体现了贵族的军事优势，也保证了作战的有效性。 西周实行兵农合一的制度，国民在战时从军，平时务农。农闲季节，军队集中进行训练以提高战斗力。田猎活动也被纳入军事训练体系，具有双重功能。这一制度在于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不影响农业生产。表现优异的平民有机会被选拔为士，成为最低级的贵族，从而融入周朝的政治和军事体系，这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通道。
回望西周制度图景可以看到，秩序的维系并不只靠惩罚或武力，更取决于规则是否清晰、组织是否能落实、动员是否可持续。成文法典的成形与军制编制的完善，说明了早期国家对“如何治理”的系统回应。其经验也提示：制度建设既要追求效率与统一，也要警惕等级固化与权力失衡带来的长期代价，此历史教训至今仍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