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供给能力较强、有效需求偏弱的结构性矛盾，内需不足仍是制约增长的重要因素。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部分行业投资回报预期偏弱、居民消费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叠加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使得稳定增长、促进转型与防范风险需要政策统筹加力。
在此背景下，财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如何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地托底需求、改善预期，成为政策着力点。
原因——一方面，经济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培育、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公共服务补短板等领域对财政资源配置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需求端修复具有阶段性与不均衡性，单靠市场自发调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足够强的合力，需要通过财政资金“以点带面”撬动投资和消费。
此外，区域发展差异与基层“三保”任务刚性存在，使提升转移支付效率、增强地方可用财力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业内人士认为，需求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往往相应改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符合当前宏观形势和财政职能定位。
影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望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保安全之间实现更优平衡。
扩大财政支出盘子并确保必要支出力度，将为稳定总需求提供直接支撑；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并更好发挥债券效益，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带动有效投资并改善项目收益与风险匹配；提高转移支付资金效能、增强地方自主可用财力，有利于兜牢基层运转底线、保障重点民生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将推动资金更多投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公共卫生、教育养老等关键环节；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则可通过政策组合拳放大效应，带动社会资本更顺畅进入实体经济，提升宏观政策整体传导效率。
对策——从会议部署看，2026年“更加积极”将突出系统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重点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和短板弱项，保障必要支出强度，增强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能力；二是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规划走”，在强化项目筛选和绩效管理的基础上，提高债券资金投向的精准度与效益；三是提升转移支付使用效率，完善分配机制和监管机制，推动资金直达快享、可用可管，增强地方自主财力与统筹能力；四是持续优化支出结构，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扩大内需的关键领域、提升长期潜在增长的基础性领域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兜底性领域，减少低效无效支出；五是加强财政与金融政策协同，统筹运用贴息、担保、基金等方式，提升政策合力，促进资金更好投向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方向。
前景——展望2026年，财政政策在“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主线下，有望在三个层面形成更强支撑：其一，通过加大对消费与投资的引导力度，进一步稳住经济基本盘，改善市场预期；其二，通过优化资金配置和绩效管理，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能力提升，为高质量发展蓄势；其三，通过增强地方财力保障与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民生福祉并防范基层风险。
与此同时，更加积极并不意味着粗放扩张。
政策效果取决于项目质量、资金效率与风险防控的统筹水平，特别是要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短期刺激与长期可持续之间的关系，推动财政资金“用得准、用得好、用得久”。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一次系统性的政策创新与优化。
在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的框架下,财政政策正在从传统的总量调控向精准施策转变,从单一政策工具向政策协同转变。
这种转变既体现了宏观调控的成熟与自信,也昭示着中国经济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增强韧性、释放活力的光明前景。
唯有保持政策定力,精准把握政策力度与节奏,方能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稳步前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