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时候，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道的詹先生被专业机构查出他住的房子是D级危房。那时候老人赶紧申请了新洲区国土资源规划局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想在老地方重新盖个144平方米的房子。结果没想到这事儿从2018年动工到现在八年了，到现在都没弄完，詹先生夫妇现在只能租住在又破又烂的旧房子里。其实最开始这工程挺顺利的，就是因为邻居老投诉，施工就被迫停了好多次。虽然中间还有疫情这些客观因素影响，但最主要的麻烦还是邻居找麻烦。当时詹先生还拿了一份有三位邻居签字画押的《建房协议承诺书》，上面写着大家都说好了没有纠纷互不侵犯。可实际施工的时候，到底房子该建多高、能不能占公共空间、会不会挡着邻居家的光线这些具体细节还是吵个没完。街道办的人也多次来过劝架还叫停过施工。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直接把事儿搞砸了：本来拿的许可证早就过期失效了。更要命的是他想重新申请手续，却被说要先把邻居的事儿彻底解决好才行。可街道办那边又告诉他现在政策变了，就算他把纠纷解决了，再批建房也难上加难。政策一变让本来想解决问题的路变得更模糊了。记者去打听了一下那几个邻居，他们也说跟詹先生没什么深仇大恨。有个邻居说是当初觉得审批方案可能会占共用通道才投诉的，后来改了就不反对了；还有一个是担心新房子挡光还有沟通态度不好。其实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建筑细节或者采光的问题没商量好，并不是啥解不开的死疙瘩。可是因为缺乏那种又快又权威的调解机构及时出面管管，这些小事儿越积越多最后把整个工程都拖黄了、许可证也作废了。这事儿不光是这一家的事。它说明在城镇化搞了很久的地方大家翻修房子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些大麻烦：老城区房子挤得很、产权复杂得很；大家拿着政府发的许可证办事儿进度慢跟不上；基层部门办事总是围着投诉转、也不想着怎么让大家心平气和地谈；还有政策变来变去让人跟不上趟儿。 安居是最基本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詹先生这八年的折腾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苦水也是看咱们基层治理能不能把活儿干好的一面镜子。它告诉咱们在严格管规划、护着大家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的急事儿。得有更细的调解机制、把行政流程理顺、政策执行上也要讲点人情味才行。 只有把矛盾解决在刚露头的时候、别让好事卡在最后一步让它落地生根才能真正让老百姓心里踏实有安全感这才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