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三宣六慰”，是朱元璋和朱棣这些皇帝用来管理边疆的一种办法。这到底是让边疆稳定了还是出了乱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先说说这“宣慰司”是怎么来的。皇帝要把政令宣扬下去，还要抚慰老百姓，就把这两种事儿交给了大臣去干，这就形成了“宣慰司”。在永乐年间，缅甸人那罗塔带着部落来朝拜朱棣，朱棣当场给他穿了官服、发了印章，封他当“缅甸宣慰使司”。这么一来，一块远在南亚的地方正式归了明朝管，管事的正是当地的大族。 这个制度设计挺有意思，主要有三个作用：管军事、传信息、收钱粮。首先是守边防，朱元璋说过，守边不能只靠硬打，得稳重些。所以他就把军队和地方管理合在一起了：一个地方长官就是一支常备军。正德年间陕西的刘惠造反跑到湖南附近时，永顺宣慰使彭明辅立刻带兵去挡，把他们打得渡河逃窜。这就说明土司兵平时种田、打仗时就变成兵，是大明边防的第一关。 然后是给北京送信儿。当时麓川思伦侵占了缅中卜剌浪的地盘，卜剌浪派人把东西送去京城诉苦。明朝就派李思聪、钱古训去调解。宣慰司就像边境的耳朵，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赶紧报告给皇上听。 最后是收钱粮用来巩固疆土。每个宣慰使每年都要送些当地特产进京给礼部看牌接受贡品。朝廷不光收东西，还借此看看这些人的忠心如何：像那罗塔以前爱闹事犯了错，赶紧派人纳贡谢罪。这“贡”就成了他认罪表忠的双重方式，让边疆跟中央一直连着气儿。 不过这制度后来也崩了。1550年缅甸东吁王朝打过来时，“三宣六慰”都被吃掉了。明军反击也只拿回了车里宣慰司这块地儿。制度崩没在打不赢上，而是在策略本身有问题。 一个问题是“以夷制夷”没玩好。朝廷在木邦旁边设个缅甸宣慰司，在孟密那边再弄个东部什么的，想用封疆把土司划开互相看着点。按理来说中央是坐收渔利；可一旦这地界不那么严了，土司就反客为主了，本来的“民主”变成了“割据”。《明史》里写的“麓川思任发叛乱”、“播州杨烈杀王黼”这类事多了去了，手里有权势的宣慰使不怕朝廷反而敢跟天子叫板。 另一个问题是太仁慈了。永乐那会儿那罗塔杀了孟养宣慰使刀木旦抢地盘，张洪去问罪时他还了地谢罪。朱棣却说“蛮人知错就改算了”，以后三年交一次贡品就能免罪了。到了嘉靖时莽瑞体被思伦赶跑了，朝廷赐个金红牌去调解也没用上。“宽”的底线没了，“猛”的法子又够不着地方了，大家的心就都散了。 最后想说的是交通的事儿。本来这办法能让朝廷用最少的人管最远的地；但路太远了中央赏罚、调兵往往跟不上趟。一旦断了联系，“以夷制夷”就变成“以夷制乱”了。 等东吁铁骑冲过南坝时也说明：在那个车马慢、通信差、兵力不够的年代想用血缘或者册封代替现代行政体系那套玩意儿终究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