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台湾社会，传统价值与现代思潮正面交锋。青年作家琼瑶在自传中写下的关键选择，成为理解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一则典型个案。 婚姻危机源自文学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琼瑶与丈夫庆筠因共同的文学兴趣走到一起，却在创作与认可度的比较中陷入僵局。庆筠出身台大外文系科班背景，难以面对妻子作品更受市场欢迎的事实。心理学界指出，“同行伴侣”之间的竞争在文艺圈并不少见；当双方无法形成互相支持的创作关系时——矛盾往往会持续累积——最终走向破裂。 经济压力深入加速了家庭瓦解。琼瑶带着幼子迁居台北后，房租等开销成为现实负担。出版人鑫涛那句“只要不停下笔就能负担”，折射出当时职业写作者以产量换生存的行业常态。对应的统计显示，1960年代台湾专职作家的平均月收入约为普通工薪阶层的三分之二，收入不稳定成为许多文艺工作者共同面对的焦虑。 这次转折也推动了琼瑶创作风格的定型。分居期间完成的《几度夕阳红》，标志着她明确走向“言情小说”的创作路径。台湾大学文学研究所的分析认为，这段经历让她的写作从单纯的个人情绪表达，逐步转向对现实处境的观察，也为其日后作品中更突出的女性意识打下基础。 婚变后的选择同样映照出时代的边界。庆筠此后长期任职铝业公司，反映出不少男性知识分子在理想受挫后转向体制内求稳的倾向；琼瑶则坚持职业写作，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台湾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张。两条路径的分化具有代表性，呈现了六十年代台湾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各自的生存策略。
《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并非对往事的简单回顾，而是一份带着时代质感的个人记录：当生活压力、关系裂缝与职业不确定性同时袭来，写作者如何作出选择，并用文字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将个人命运放回社会与行业背景中看，人们更能理解：文学不只写爱情，也在书写人在现实中对尊严、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持续追问。